九月，小泉政权划上了句号。小泉政权维持了五年多，这一执政时间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届日本政府中占第二位。五年多当中，小泉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一直存在争议，而且愈演愈烈。最引人关注的是，小泉的对华政策导致了中日关系严重下滑，已降至中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而且迄今没有回升的迹象。但小泉始终没有调整对华政策的动作，看来中日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尚须时日。
稳定、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建设和谐亚太地区都十分重要。但正因为重要，恢复和改善中日关系决不能急于求成，事实上也不可能急于求成。必须在客观、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中日关系恶化的症结，才能真正实现恢复、改善中日关系的目标。
小泉执政留下了什么
小泉执政风格怪异，完全不同于日本政坛的传统。连其恩师、前首相森喜朗都曾气愤地称其为「怪人」。小泉的怪异风格迎合了日本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理，因而对小泉政权得以维持五年多有重要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更深入的观察可以发现，小泉不仅确实善于把握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心态的动向，而且更善于推波助澜，把这些动向导向极致。实际是搞悲情、搞民粹，并以此为自己牟利。在内政方面，小泉大力鼓吹「改革」，并极力将自己的对手、批评者置于「被改革」的地位；所以尽管实际的改革成效不彰，小泉却以此在二○○五年八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
在外交方面，小泉也玩弄同样的手法，企图通过强化和利用关于日本应成为「普通国家」的悲情，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外交目标。可是，由于小泉缺乏正确的国际观，对于当前世界的大趋势和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没有客观、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根本无法实现其外交目标；而在受阻后却又一意孤行，不做调整地蛮干到底，因而其外交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以至于出现日本外交「边缘化」的议论。所以，虽然小泉执政五年多，但真正的政绩并不突出，特别在外交方面实际上给他的继任人，甚至今后很长时期的日本政府都留下严重麻烦。
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论调出现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一种欺骗性、蛊惑性都很强的论调。这一论调鼓吹，日本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所以是不正常的，必须加以改变，日本才能是「正常国家」、「普通国家」。表面上看，这一论调似乎平和，甚至谦卑，但只要结合鼓吹者所谓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的内涵，就可以清楚看到其实包藏了重大野心。
以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就已明确成为日本的亚太战略目标，这就是日本追求的「政治地位」的内涵；尽管多年来日本军费开支一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自卫队武器装备先进、精良，但日本军方和右翼势力一直对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没有「集体交战权」而耿耿于怀，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一直企图有所突破，这就是所追求的「军事实力」的内涵。显然，成为「普通国家」其实就是要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权力在国际事务中争取应有地位，发挥相应作用，日本也不例外。但在廿一世纪的世界上，哪个国家如果要将自己的地位建立在主导国际事务，甚至支配其它国家的基础上，肯定是要失败的。
由于日本几十年来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给亚太地区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一直没有诚恳、深刻反省；还由于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强烈的傲慢、自私表现，日本要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理所当然地遭到亚太地区各国的抵制而无法成功。
对于日本的失败，小泉不仅没有自我反省，反而在国内制造悲情，诉诸于民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日本争取「入常」失败，和对出兵伊拉克的利用：对争取「入常」，突出强调日本对联合国贡献巨大，即交纳会费居世界第二位，却遭到「不公正待遇」；对出兵伊拉克时则突出日本自卫队在伊遭袭时还须他国军队保护的「可悲」。但这种做法为小泉在日本国内赢得一些选票，却对缓解日本外交困境，特别是缓解亚太地区外交困境没有任何帮助，甚至还使困境更加严重。
在小泉执政的五年多当中，美日关系进一步紧密，特别是小泉和小布什两人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这可以称做小泉外交政策唯一的重大成果。但深入观察、分析就可以发现，美日关系进一步紧密，小泉与小布什的个人关系，其实都建立在美国需要利用日本和美日同盟，巩固美国廿一世纪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的基础。对于小泉来说，则是企图通过对美国的支持、配合，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目标。但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能否保持，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小泉的企图能否实现肯定就更不确定了。同时，小泉唯美是从又挟美自重的政策，已引起亚太地区国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使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五年多以来的事实清楚表明，小泉的亲美政策及其成果，对于日本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
小泉政权终结了。在作为二战结束以来任期长度居第二位的日本政府而留名历史的同时，也给继任者留下大量麻烦。这些麻烦在小泉执政期间已经有明显表现，但到继任者时期完全可能更加突出，更加难以缓解、消除。所以，小泉政权的评价看来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下最后结论，但不可能有较高评价则是可以预料的。
中日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
小泉政权执政五年多以来，特别是其中最后两年，中日关系严重下滑，已达到中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小泉政权外交困境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不仅中日领导人的双边互访已经中断，而且围绕东海划界、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归属等问题的纠纷，冲突明显趋于加剧，甚至有时形势接近于一触即发。更严重的是，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正在迅速加深，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已经连续几年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并且开始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调整；中日两国从事务性层级到最高领导人层级的会晤，都没有取得成果；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好感持续下滑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等等。中日关系的严重恶化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然更受到中日两国的重视。尽管中日两国已经做出一系列努力，但中日关系并没有相应的缓解，甚至连继续恶化的势头也没有被遏阻，这是尤其令人忧虑的。中日建交已经三十多年，冷战结束也已十多年，中日关系却成为今天的状况，显然必须有深刻的，而不是表面化的分析和认识，才能为中日关系的恢复，改善和发展提供方向和基础。
从中日建交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二十多年，中日关系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一九九八年，日本天皇访华可认为是中日关系发展达到顶点的标志。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日关系由持续发展转为停滞并进一步下滑。进入廿一世纪后，随小泉成为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加速下滑并最终达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值得重视的是，中日关系的恶化过程与几个重要的事态发展，近乎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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