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务实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标志
在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除美国军方外，作为「屠龙派」的「理论大师」们关注的，主要是崛起的中国将如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对中美之间各种具体的分歧却较少注意；而作为「熊猫骑墙派」的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却高度关注从军事透明度到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贸易逆差，再到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存在，但其中一些近年来变得更为突出。第二届小布什政府重视这些问题，表现了十分务实的态度。实际上，中国政府同样重视这些问题，同样表现了十分务实的态度。中美双方共同的务实态度，正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标志。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美关系，也一贯十分务实地处理中美关系，包括认真对待和解决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过去十几年中就是这样做的，现在和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并加大力度。因为这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如果有的问题明显升级将更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去年中国政府针对近年变得突出的问题采取了建设性的措施并取得成效，主要有：七月人民币的有限度升值、十一月中美就纺织品贸易达成协议、大力强化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及在拉姆斯菲尔德访华期间安排对解放军二炮司令部的参观等。
中国的务实态度还表现在认真看待和处理美国及其它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疑虑方面。二○○五年九月和今年元旦，胡锦涛主席都明确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充分展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对于世界的期望，以及中国准备做出的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大纲，是中国基于和平发展的需要、对世界大形势的认识，以及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做出的自主选择。但不必讳言，这也有回应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疑虑的意图。中国政府务实处理中美关系，十几年来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近期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更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美两国政府都务实地看待、处理中美关系，除了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对话，协商之外，还有另一方面的新发展，就是开始了中美的「战略对话」，或者美国方面出于国内政治考虑称呼的「高层对话」。已分别于二○○五年八月、十二月举行了两轮。战略对话并不讨论各项具体问题，而是就两国关注的战略层面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交换看法。战略对话是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最高领导人经常会晤和就各种具体问题的对话，协商两个机制之间的重要环节，主要作用是增信释疑。中美之间始终存在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美国对中国有着浓重的不信任，而坦率地说，中国也对美国心存疑虑。二○○五年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均对对方采取了「对冲战略」，虽然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但确实表现了中美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感。中美战略对话的进行将对消除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而由最高领导人经常性会晤、战略对话和就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对话、协商等三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机制的形成，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中美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二○○五年中美关系的起伏，是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并超成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通过对这次起伏的分析，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有更深刻到认识，同时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走向。
虽然起初时声势不小并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很大忧虑，但实际上这次中美关系起伏，不仅没有对双方关系造成实际损害，反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加快了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对此，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务实立场和态度当然有重要影响，但冷战结束十几年来中美关系在曲折中的发展和世界大形势的变化则是最重要的基础和保证。可以设想，即便不是第二届小布什政府而是其它什么政府，情况也不会有重大不同。所以，可以认为在经过十几年的曲折中发展后，中美关系实际已进入虽仍有起伏但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除非发生特别严重的突发事件，不然的话，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的重大起伏。应该对中美关系的这一前景建立足够信心。
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反映了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在世界上任何两国之间，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并且确实对中美关系有不利影响。但只要两国都采取务实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缓解。即使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主要的台湾问题也一样。真正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全局性严重损害的，是历史形成的中美之间难以消除的相互不信任。实际上，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增信释疑，不断消除相互不信任的过程。中美之间形成了由最高领导人经常性会晤、战略对话和就各种具体问题对话、协商三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机制，将对消除中美的相互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这也增强了对中美关系相对平稳前景的信心。
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变化表明，在世界大形势的背景上，中美关系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已提出很有新意的观点。但原有的「理论」仍然有重大影响，美国的「理论大师」对二○○五年中美关系起伏的重要推波助澜作用即表明了这种影响。其实这种影响在中国也广泛存在。所以，突破旧有理论的桎梏，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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