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研究所资深研究委员郑载兴表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中全方位博弈已进入‘地缘大变局’阶段，其外溢效应正直接转化为对韩半岛与韩中关系的结构性压力”。他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后期韩中关系快速发展的阶段，指出“当时并不存在如今这种程度的美中对立”，未来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将政治安全与经贸、人文交流领域加以区分对待”。
郑载兴强调，“必须设法避免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连锁反应，波及并拖累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为此有必要“在广义框架下分离并扩大合作空间与信任空间”。具体而言，他建议更加紧密地构建1.5轨、2.0轨等议题别对话机制，并在新技术、成长产业、地方政府、民间社会等领域搭建多层次合作平台，以减轻单一统合平台所承受的沟通负荷和风险。他进一步提出，可将中国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构想与韩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导向战略结合起来，在面向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新技术和开发合作项目上推动韩中共同参与，“这不仅有助于缓和韩半岛局势，也将成为培育‘友好且合作导向的韩中关系’的重要土壤”。他表示，在韩半岛周边秩序高度交织的当下，“关键在于韩中能否分享共同的战略愿景，并设计出面向未来的合作路径”，时隔11年实现的习近平主席访韩和首脑会谈，已成为“关系正常化的支点”，韩中应在回顾过去快速发展经验基础上规划新的共同未来。
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伯柱则将目光投向日本的角色。他特别说明，这一观察并非出于对日方立场本身的评价，而是意在指出在当前复杂局势下，各国在外交表述策略上已呈现明显差异。他指出，在最近的APEC外交场合上，“公开高调提及朝鲜无核化的国家几乎只有日本”，这与韩国、中国乃至美国近年来较少将“无核化”置于公开话语前台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将“本国公民被朝鲜绑架问题”和中短程弹道导弹威胁视为核心关切，并试图在朝日谈判中将其作为重点议题；这一立场与美国国内的对朝强硬论相叠加，可能会增加未来朝美谈判的不确定性。
在金伯柱看来，对当前的韩国而言，日本的对朝政策“既是需要沟通的对象，也是必须审慎管理的变量”。与此同时，日本事实上已将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过去韩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中日竞争有助于提升韩国的战略价值，但在当前韩中关系亟待修复的环境下，“这一思路已难以继续适用”。他提醒说，在重建韩中互信的关键时期，中日竞争“正在为韩国带来新的战略难题”，韩国必须在评估美中竞争的同时，将中日竞争对韩半岛局势和韩中关系的长期影响纳入整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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