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8月4日电／澳门新华澳报4日发表富权文章：从“五页报告”看民进党官员出境考察的监管漏洞。以下为文章内容。
台湾地区“侨委会委员长”徐佳青于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八日赴海外考察，行程长达二十六天，足迹踏遍欧美等七个国家和地区，共花费一百一十五万元新台币。但徐佳青返台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五页，内容被民众党“立委”批评为“很像旅行社广告”，内容多为“饭局”、“电影欣赏”及“吃法国甜点”等项目的简略流水帐，“比小学生还不如”，缺乏实质性的经验分享与交流成果。此外，报告内容被发现是以第三人称撰写，外界质疑其并非本人执笔，因而遭到“假考察，真观光”的批评。
面对外界的质疑，体现了“新潮流系”“硬颈精神”的徐佳青态度强硬，声称二十六天的行程“无愧于心”，并表示自己连坐飞机都是经济舱，每一个动作都是“政策任务”。然而，她的说辞随后被揭穿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她声称大多乘坐经济舱，但被发现实际乘坐的是商务舱。又如，她辩称吃甜点、看电影也是“对外交往”的业务，但当被要求将这些内容写入报告时，她又以“机密”为由遮遮掩掩，被岛内舆论批评为“做贼心虚”。更可笑的是，她在解释为何不公开行程细节时，甚至抛出“防止大陆获取台湾个资”的言论，不但暴露了其“抗中保台”的心态已经是走火入魔，而且也折射了其推诿的行为是“低级甩锅”。岛内知名网红及分析人士痛批其言行不一，认为其故作强势是为了“保官位”。针对这种不务正业、敷衍塞责的行径，岛内舆论建议未来的处置方式应是“预算尽量再删除”，以惩戒浪费公共资源的行为。
这类“假考察、真观光”的事件在台湾政坛尤其是民进党当局绝非个案，而是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顽疾，反映出其在官员监督、预算审核及问责机制上存在系统性的漏洞。从地方到所谓“中央”层级，类似丑闻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人物身上反复上演。
二零一五年，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政府的财政局，曾组织十五人团队，花费十二天时间、耗资二百二十多万元新台币，前往杜拜、土耳其、希腊进行所谓的“烟酒考察”。该行程被批评为“假考察、真旅游”，因为团队并未拜访任何当地公家单位，而是将时间花在了观光上。时任高雄市长陈菊不得不公开表示，未来将对官员出境考察的经费和行程进行检讨。
民进党当局斥资二百亿元新台币成立的“数位发展部”，自挂牌以来便争议不断。二零二四年底，在野党揭露该部门二零二五年度编列了高达二千二百二十万元新台币的出境考察费用，且预算书中并未写明出访地点、事由等细节，引发外界对其滥用预算的强烈质疑。由于该部门打诈成效不彰，却频频编列千万级出差预算，被岛内舆论讥讽为“出境考察部门”。
二零二四年九月，“监察院”在年度预算中编列计划，拟派三人赴日本北海道考察“黑熊保育”，预计花费三十一点五万元新台币。此举遭到国民党籍“立委”罗智强严厉批评，指出北海道主要栖息的是棕熊，黑熊则分布在本州和四国，“监察院”竟派人到以棕熊为主的地区考察黑熊，连考察理由都“胡诌乱掰”，纯属公然浪费民脂民膏。尽管“监察院”辩称考察主题由职员自行选定，旨在开拓国际视野，但依然难掩其荒谬性。
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今年五月赴越南考察四天，花费超十四万元新台币，返台报告仅三页。其中“心得与建议”部分仅有约七十字，被嘲讽“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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