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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其泽。（中评社 资料照） |
中评社台北10月3日电／9月30日晚，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涉台谈话，将去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改为“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删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加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人从“打击”读出战争逼近，也有人从“和平发展”看到降温讯号。彰化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李其泽指出，这两种解读都跳过了关键问题：北京准备用哪些工具，让这些话产生效果？
李其泽在梅花新闻网撰文指出，政治语言值得重视，因为它替政策界定方向，也替官僚体系提供行动依据。但讲话不是作战命令，删去一句主权宣示也不等于放松主权主张。这段话真正值得台湾分析的，是交流、惩戒与统一被放进同一套政策框架。北京希望争取一部分人，同时提高另一部分人的行动成本；台湾则必须辨识这套框架如何落实，以及人民有哪些保障。
首先必须修正“习近平首次改口”的说法。7月1日中共建党105周年讲话，已使用“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9月28日王沪宁在另一场国庆招待会，也把打击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干涉与深化融合发展并列。9月30日是这套措辞再次出现在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场合，不能写成突然出现的新方针，更不能仅凭几次讲话便认定已成永久固定用语。
陆委会7月回应“旧调重弹”，有其理由：北京追求统一、反对“台独”的基本目标没有改变。但目标不变，不表示工具与执行强度也不变。政策分析须把三件事分开：政治目标是否改变，手段是否扩充，措施是否真正执行。若只回答第一件事，就容易忽略人民正在承受的具体压力。
今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受词从“行径”转为“势力”。前者着重行为，后者更容易指向人员、组织及其支持网络。不过，过去北京早已使用分裂势力的说法，也已对个人与机构实施惩戒，因此不能说一个字的更动创造了新制度。较合理的判读是：领导人的语言更明确对接既有惩戒机制，使政策重点从抽象立场转向可辨识的对象。
2024年6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俗称“惩独二十二条”的意见。它依据既有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细化相关罪名及程序，不是另行制定一部新的刑事法律。文件纳入教育、文化、传媒、国际往来等行为类型，也规定通缉、财产处理及缺席审判，部分严重情形可判死刑。
这些规定的问题，在于政治认定与刑事责任被紧密连接。哪些言论属于公共辩论，哪些活动构成分裂犯罪，台湾社会与北京并无共同标准。当教育、文化与新闻活动也可能被纳入认定，受影响者就不只是在台湾推动“修宪”的政治人物，也可能包括研究者、媒体工作者及公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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