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23日电／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提高服务业占比，一味地追求服务业规模扩张。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很大的客观事实，要在高水平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积极发展服务业，也要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助推工业化水平，坚持“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 并举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促共进。
经济参考报发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夏杰长文章称，国际经验表明，大型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单兵突进地发展工业或者服务业都不可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制造业过度转移而选择了单一的服务业发展道路，动摇了国内实体经济基础，也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我们既要继续筑牢制造业基础，也要保持现代服务业良好发展势头，采取适合中国国情、务实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之路。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文章分析，从全球经济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变革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农业、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和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上升，正在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就全球2010年到2017年的对比来看，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工业增加值占比从2010年的27%下降至2017年的25%，制造业占比没有变化，服务业占比从2010年的63.1%上升至2017年的64.9%。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农业、工业和制造业占比的下降趋势同样明显，2017年和2010年相比，全部下降了1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占比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明显偏小，为0.3个百分点。再看欧洲和中亚地区，农业和制造业基本保持不变，工业下降明显，服务业从2010年的64.1%上升至2017年的64.3%。北美地区走势也基本相同，农业和制造业保持不变，工业有所下降，服务业占比从75%上升至76.7%。整体来看，全球范围内工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若按收入高低划分标准的数据来看，在此期间，除了全球低收入国家，工业占比从2010年的23%上升至2017年的25%，服务业从41.6%下降至40.2%外。中低收入国家、中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农业和制造业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工业占比明显下降和服务业占比明显上升的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工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服务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这一发展趋势同样可以从就业人员人数的行业分布来一窥端倪。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在199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工业基本保持稳中缓增的发展态势。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在1991年，服务业吸纳了全球就业总人数的34.58%，到了2004年，其首次突破40%大关，当年共吸纳总就业人数40.67%，截至2018年，服务业吸纳全球总就业人数已高达48.77%。服务业毫无争议地成为吸纳劳动就业最大的部门，是劳动就业最主要的贡献者。
中国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动因与事实
文章介绍，判断“服务经济时代”的基本标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富克斯(Fuchs)在其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1968年版)提出过“服务经济时代”的判断问题，他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现在正在经济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即第一个一半以上就业人口不从事食物、衣着、房屋、汽车或其他实物生产的国家”。在这里，富克斯是用服务业就业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来判断“服务经济时代”。
毫无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大型经济体而言，仅有这个指标是不够的，用这一个指标过于单一，还要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消费比重，服务业开放度等指标。2018年，中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约为46.3%，与富克斯说的判断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5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超过了68%。居民消费方式的服务化趋势也很明显，新技术在服务业领域运用非常广泛，有些技术的运用甚至发端于服务业领域。
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体)是否是“服务型社会”或者是否处于“服务经济时代”，必须要综合考量，至少要综合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这两个指标。
中国迈入服务经济时代的主要驱动因素
文章分析，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崛起改变了需求结构，文化精神等服务需求快速提升。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到2016年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8472元上升到2018年39251元的水平，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以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2622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17元，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0%以上。中产阶层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人均GDP向更高阶段跨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迅速崛起。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预计到2022年将增至6.3亿，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和全国人口数量的45%。中等收入群体拥有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对追求高品质生活有着强烈欲望，也愿意为优质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因此，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文化精神领域的消费欲望以及日益增大的群体规模，将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从恩格尔系数来看，自199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0.1%下降到2018年的2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8.6%下降到2018年的30.1%。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从最初的基本物质需要转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城乡居民家庭的服务消费占比逐年提升，每年约提高0.8个百分点，占消费总支出的1/3强。目前，消费者用于自身发展、休闲享受型服务消费的比重、内容方式不断增多，居民消费质量不断提高。进入服务消费阶段，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日益呈现碎片化、个性化和体验化趋势。消费者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及消费体验，体现在消费支出上就是用于医疗美容、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和体育健身领域的支出逐渐增加。
二是制造业强国建设拉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推动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互促共进”，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找到了新思路、新路径，更是抓住了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的“牛鼻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从发达国家产业演变历史看，从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柔性化生产模式取代福特制生产模式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日趋突显，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地位开始不断提升，制造业外购从制造业内部分化的或从市场内生发展来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并且在产品消费中还要消费大量的互补性服务，以提升自身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争取更大的价值。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整个服务业产值的70%。世界500强企业中，56%的企业从事服务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工厂”，稳居世界制造业大国之首，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偏重于组装和制造环节，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价值链上游(如研发设计)和下游(如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高端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控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嵌入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并向生产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面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