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达成“权力制衡”的目标。且不说所有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结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既忽视了资本之“恶”的问题，也忽视了社会之“恶”的问题，但这种忽视又是很容易理解。西方近代国家的产生本来就和资本不可分离，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资本的代理人”。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里，“恶”（追求私利）是一种积极的要素。他相信人们的“自私”行为可以自动导致公共品的出现。但其他人发现资本之“恶”的恶果。对资本之“恶”，马克思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揭示，法国作家雨果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作了文学描述。近代以来，各国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之“恶”有了一定的制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代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这种局面，资本再次坐大。资本之“恶”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条件是资本具有主权性，即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可以对资本产生影响力。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轻易和主权“脱钩”。资本没有国界。一旦资本与主权脱钩，资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技术进步，无一不演变成独享经济，而非往日的分享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大部分财富流向了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民能够分享的很少。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种社会冲突浮上台面。
新时代呼吁新体制出现
与政治和经济相比，在任何地方，社会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近代民主产生以来，社会力量的地位尽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变不了其弱势的局面。尽管社会之“恶”基本上是其弱势地位的反映，但也有效制约着西方政治体制的运作。今天的西方，社会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倾向于滥用权利。福利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民主经常演变成为福利的“拍卖会”。尽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们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幷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一份贡献一份”。如果没有“一人一份”的贡献，就很难保障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资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几份，即政府通过高税收政策来追求社会公平。但很显然，一旦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就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实际上，“避税”也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强大动机之一。进而，随着社会的越来越不平等，西方社会各种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及其所导致的暴力行为横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