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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香港等地区繁荣与稳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评社╱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港独”重要论述解读 作者：彭韬（武汉），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摘要】维护香港等地区繁荣与稳定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 “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对“港独思潮”沉渣泛起下的香港“非稳定”社会现象提出严厉批评，谴责“港独”分子肆意挑战国家主权与稳定的非法行径，幷就香港“维稳定”、“促发展”、“暖民心”等多个方面提出重要指示，其反“港独”论述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成型、丰富与深化发展。本文主要阐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港独”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缘由，重点对习近平反“港独”重要讲话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与话语解读，把握习近平反“港独”论述的精神特质，厘清其内涵与外延，为构建新时代香港稳定与发展一体化体系找准前进方向，对经历过“反修例”风波的香港实现行稳致远、由治及兴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反“港独”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国家安全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家安全做出科学谋划、统筹部署。十年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特别是2012年以来，香港经受住了来自本土“港独”势力和外来敌对分子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风险挑战考验，为其实现“由乱到治，由治而兴”提供了强有力保证。习近平反“港独”论述是新时代推动香港繁荣发展、维护香港和平稳定的智慧结晶，它包含这一时代赋予反“港独”论述的核心内涵与应有之义。习近平反“港独”论述是在总结归纳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对港工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对其发展规律、历史条件、主体力量、发展趋势等方面的重要凝练与概括，理解习近平反“港独”论述，需从时代背景出发，找寻其产生的历史缘由。
（一）“港独”思潮的萌生与渐变
在众多关于“港独”的概念中，本土意识无疑居于主导地位，“港独”运动是随着本土意识不断强化而出现的一种本土运动。早期的香港本土意识，是香港居民建立身份主体性的一种尝试，其中掺杂着对祖国的向往和对殖民统治的反抗。〔1〕关于香港本土意识，存在两种叙述方式：一种视殖民政府为“他者”，另一种视中国内地为“他者”。由于历史形势的变化，前者逐渐为后者所掩盖和遮蔽，沦为“分离主义者”谋求“港独”的口号。英国人占据香港后，意识到中国广阔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无法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只能进行商业贸易。正因如此，在漫长的殖民时期，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内地居民的区别。然而，这一切由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便发生了某种转变，因为新中国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此一来，“中国人”这个具有永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概念，在1949年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其一是认同中国历史文化中儒家正统思想的“传统中国人”;其二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幷继承中国历史中革命传统的“新中国人”。〔2〕1949年后，由于边界隔绝以及港英当局刻意的文化分离、教育驯服和政治笼络，港人在情感上与祖国日渐疏离。但是种种主观及客观因素，虽然疏离了港人与祖国，却未能使香港人对殖民统治产生认同。因此，在香港与中国水陆隔离、制度分异、情感疏离的背景下，“港独”思潮逐步萌生，但这一阶段的“港独”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幷未形成体系思想。
让“港独”成为引人注目之理论体系的，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和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2012年，《香港城邦论》行销香港，它的主要观点是：香港既非国家，也非城市，而是城邦；面对日渐崛起的内地，香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幷强化自身特质，保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独特和纯正。以“城邦论”为代表的、过激的“香港自治”距离“港独”只有一步之遥，因为除了没有明确提出“独立”的字眼，其已经包含了“港独”的大部分要素。〔3〕201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于2014年2月号和9月号分别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和“香港民主独立”为封面标题，专题讨论香港“民主独立”的若干问题，其认为：“所谓本土精神，不论形式是香港独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纯粹夺回单程证审批权，要旨就是港中区隔。”〔4〕，这标志着“港独”理论体系的形成。“港独”论者将香港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新移民、香港左派和泛民派，于是在香港媒体的肆意宣传与恶意引导之下，“港独”思潮由萌生状态逐步渐变、演化成在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舆论思想”。
（二）“港独”事件的失序与蔓延
失序是指事物内部构成的顺序紊乱、整体与部分的失衡、整体与整体的对抗。自2010年以来，由“港独”舆论与思潮催生下的“港独”事件日益朝向失序状态倾斜，以往的舆论引导似乎已经无法满足“港独”分子的情感宣泄。于是，他们率先打破与政府的平和局面，企图通过社会破坏等极端行为来引导香港民众，进而以群体性力量给香港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方面满足他们的自身需要与政治需求。“港独”事件的失序主要体现在有序的对话机制以及沟通状态逐步被“港独”分子所打破，原有的“政治默契”、“政治对话”逐步被“政治对抗”、“权威挑战”所取代，政治秩序逐渐由“平和”步入“混乱”、“失序”。2011年香港“七一游行”出现的港英“龙狮旗”，表明“恋殖情结”在香港青年一代的蔓延，同时也暗示“香港是一个没有通过解放殖民运动而完结它的英国殖民统治状态的社会”。〔5〕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反映部分香港市民国家认同意识薄弱，以及由此产生对于中央政府与国民身份的拒斥。2013年香港激进反对派成员冲击驻港部队总部军营事件，代表香港极端势力试图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2014年的非法“占中”演变成为“港版颜色革命”，导致香港政制改革受挫。“虽然从表面上占领中环运动是追求民主的抗议活动，但是也不可忽视这场运动背后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动机”〔6〕。2015年之后“香港独立党”“香港民族党”等一系列直接标榜“港独”的政团陆续宣告成立，乃至其后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过程中“港独”和“辱华”言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法律事件，均意味着“港独”不再仅是活跃于香港青年和反对派中间的极端思潮，而逐渐成为现实冲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政治势力和分裂活动。
“港独”事件蔓延则代表着个体冲破整体、由乱序转向爆发、从内部映射四周幷产生强大破坏力的状态与现象。“港独”事件由失序走向蔓延，标志性事件为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这是分离主义思潮从幕后走向台前、公然叫嚣“香港独立”诉求最为显现的一次行为。“占中”事件以学生“罢课运动”为序幕，以青春热血的在校大学生为主要活动人员。据统计，参与占中事件的13万人中近10万都是青年。在历次“港独”事件的参与主体大多是香港青年，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的激进分离势力极度活跃。据香港媒体报道，在“反高铁”及“反国教”事件参加人数中，青年学生已是过半。2017年9月5日，内地女生撕下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事件，9月13日，香港理工大学持续清除“港独”标语，遭到部分香港学生抗议事件，充分说明香港高校校园已经成为“港独思潮”发生与培育的重点场所。2019年6月以来，香港爆发的“反修例”事件，引发了大规模游行，由于失序，演变成暴力事件。6月9日，港媒报道反对派组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由，组织103万人上街游行示威。〔7〕10日凌晨激进分子意图冲击特区立法会，幷堵塞周边道路，袭击警察，失序状态进一步扩大化。2019年7月1日，失序蔓延状态达到顶峰。“七一”香港回归日发生暴乱，“港独”分子冲击幷“占领”立法会，对立法会议事厅内设施进行大肆破坏，甚至攻击警察和损毁特区区旗和区徽。7月21日，“民阵”第六次号召游行，但部分“港独”激进示威者偏离游行路线，冲击位于西营盘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大楼，幷涂污国徽。8月3日示威者在旺角游行，但游行再次演变为暴力冲击。期间，有数名蒙面黑衣极端激进分子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国旗，扔入海中，幷升起印有“港独”标语的旗帜。这是公然挑战国家主权的行为，创下了近年来的恶行之最。幷且反修例风波导致社会政治气氛高涨，在11月24日，反对派在第六届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完全胜利”，“港独”分子嚣张气焰几乎达到了高潮。
（三）“港独”性质的升级与突变
现阶段的“港独”思潮抬头也缘由于少数香港民众对内地经济政策、内地民众行为的不满。例如，内地投资者对香港房地产业等领域的扩张、一些内地民众对岛内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的侵占等等。因此，其主张多为实现“经济独立”、摆脱“经济束缚”、推动香港“经济繁荣”、缓解个体“经济压力”为主，其利益诉求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
随着事态蔓延，“港独”诉求逐步由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其危害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导致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再拖延，对《基本法》构成公然挑战。早在2002年下半年，香港反对派、美英反华势力以及“台独”势力等发起了一股高度泛政治化的“去中国化”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浪潮。在2014年长达79日的“占中”期间，“命运自主”口号凸显了“港独”分子妄图排除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本质。在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中，“港独”分子更是明目张胆勾结境外势力肆意破坏香港秩序，严重挑战中央权威。中央政府为维持香港持续繁荣和稳定，在2020年6月30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另一方面，港深创新及技术园、新界东北发展规划等许多利港利民的经济民生措施，都因反对派用政治化的方式阻遏而延误。这些对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对解决香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和阻碍，威胁着香港特区的繁荣和稳定。
（四）“港独”势力的竞合与勾结
“港独”的早期推崇者当属英国政府，在获取香港领土主权无望的情况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推动香港政权“独立”，以保全自身在香港的特权与地位。于是，在英国统治香港期间，港英政府对香港居民大力推行殖民教育。殖民地的本质注定其政权的终极关怀幷非被统治者的福祉，而是殖民地政权本身的统治地位和利益。〔8〕英国向香港“横向移植”英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在公立学校使用英语教学，课程和教材深受英国的影响，极力强化英语和西方文化知识的教学，大力排斥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抹杀歪曲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淡化港人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社会科学学科则采取西方中心的视角，殖民者的生活形态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为标准，视殖民者的文化优于被统治者的文化，幷且将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注人新一代的心灵。〔9〕其后果是造成香港年轻一代对中国感到疏离、对于现代的中国缺乏强烈的认同感。
在长期潜伏的香港分离主义思潮影响之下，“港独”势力逐步萌生、壮大，幷在“寻求独立”的道路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勾结。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大学都被视作“左”的阵地，一些前沿、激进的思想如民主思潮、民粹主义、绝对自由论等最初都萌芽于大学校园。在香港，三观尚未健全、政治归属感薄弱的学生群体充当起“港独”的主体。作为“港独”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青年学生个体、青年学生团体或者学生组织之间也存在竞合关系。2019年8月6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秘密会见“港独”分子黄之锋、罗冠聪等人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哗然。随后，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发生暴力事件，11月17日晚间香港理工大学成为暴力示威者抗拒香港警察清场的“新战场”。昔日香港平静安宁的校园，已经难放下一张安稳的书桌。“港独”势力在高校得以肆虐猖狂，离不开境外势力的煽风点火。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港独”战线上，“港独”分子幷不是将“独立”作为首要目标，其个体、团体、组织自身利益的实现与满足才是主要考量，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其幕后金主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缩写为NED，简称民主基金会）等机构攫取个人利益，如“港独”分子罗冠聪就被NED推荐录取到耶鲁大学。他们对西方反华势力的依赖性也仅存于自身利益满足的程度大小，如果利益链一旦切断，“港独统一战线”也就土崩瓦解。因此，“港独”势力既存在合作关系，又潜伏诸多竞争因素，既与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又牵制于人的关系，关系复杂多变。
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港独”论述及其特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突出“国家总体安全观”，直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中的发展演变形势以及艰巨繁重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推进香港特区全面准确地理解认识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巩固和深化祖国内地和香港特区经济领域全面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务实进取，奋发有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的“依法治港”和“爱国者治港”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取得了在香港特区全面准确地理解认识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重大成果、重大突破，体现了深厚博大的历史思维、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港独”论述的核心论述
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方略之中，港澳台地区稳定与发展一直是其重点关切的工作内容，他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话中重点强调，港澳台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事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顺利完成，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实现中国梦的先决基础与基本条件、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有力保证。〔10〕
可以说香港分离主义思潮的涌动流变，逐步影响了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地区和谐稳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演讲、论述，谴责“港独”分裂势力不顾民族大义，贪图一己私利，否定历史、否定现实，破坏国家和平统一进程，重点强调香港治理必须严格依照基本法，严厉打击与遏制破坏香港和平稳定的分裂分子与势力。与此同时，习近平对香港的持续稳定繁荣发展提出殷切期盼，希望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之发展机遇，注重民生改革、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持续塑造繁荣鼎盛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港口、国际型大都市。通过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关反“港独”、系稳定、促发展等重要讲话内容的梳理归纳，其核心论述及重要观点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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