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章认为，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充分释放这种资源和优势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还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去引导、培育和激发，必须“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充分认识优势，保持战略定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其他属性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属性意味着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风险；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韧性；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既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内潜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追赶进程难以“一帆风顺”。追赶型经济体一旦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外溢性意味着守成大国随之而来的围堵和遏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种挑战已经充分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是中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只要我们充分彰显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可以在激发活力、增强韧性中赢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把握未来、赢得主动。
第二，应对好外部压力，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尽管当前“卡脖子”风险凸显，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我们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卡脖子”风险的累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开放—依赖”发展模式的结果，即市场开放和技术依赖。这既有人才缺乏、体制约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的“马太效应”形成分工锁定的大背景。解决“卡脖子”风险，就是要从“开放—依赖”走向“开放—自立”。当前的外部压力恰恰为我们实现“开放—自立”，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能够抓住的“机会窗口”。要用好国内强大市场的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的资源投入和统筹协调，形成在关键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互相制衡的局面，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第三，调动三个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一是调动地方积极性。调动地方积极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激发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质量、保持制度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突出优势。当前，要适应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权；加快建立容错机制，激励一大批“既政治过硬，也本领高强”的党政干部更好发挥作用；调整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二是调动创新创业企业积极性。要着力打破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打造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三是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必须紧紧依靠企业家和科技人员。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活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为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创造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
第四，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当前国民经济供需循环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体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不匹配是指与生产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不太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人才供给、技术供给、金融供给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依赖于国外供给，供给体系自立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在质量、多样性、稳定性方面还存在缺陷。要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发挥需求的牵引作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与供给能力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应链安全性和供给质量进程中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
第五，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中国过去这些年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答案是，不仅不能封闭起来搞建设、谋发展，相反，应该实行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重点在于：一是促进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开放，加快形成与先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和监管模式。二是以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对欧、对日和对东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共同发展。三是以开放促开放，坚定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扎紧中国与全球的经济、技术纽带，巩固和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韧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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