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只有减税才是扩大就业上选之策。而且我国的经验也证明，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政府与其加税，倒不如发债。加税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减少居民消费；而发债至少短期内不会影响居民消费。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发债与减税之间选择，则应选择重点减税。虽然短期内发债比加税更可取，但长期看却会挤出企业投资。由于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预算约束不同，后者投资的效果通常要好过前者。也正因如此，扩投资的主要办法是减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进一步分析，减税其实也有两种选择：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前者是供给学派的主张，美国在里根时代推行的就是全面减税。可从里根减税试验看，全面减税虽扩大了民间投资，但同时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也启动了减税，为了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采取的主要是结构性减税。从去年起我国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税率不变。结构性减税相对全面减税，显然棋高一着。
三点结论
总结全文，我们可得到下面三点结论：
第一，落实“六稳”“六保”，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能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应重点从供给侧发力扩内需，总的原则是用消费带动投资、用下游投资带动上游投资、用进口带动出口。
第二，消费由收入决定，扩大消费必须优先稳就业。由于消费也同时决定于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费要有消费信贷的配合，但应防止信贷杠杆率过高导致债务风险。财政支出应重点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基层工资。
第三，扩大投资有三种方法：加税、发债、减税。从稳就业与投资效果衡量，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而就全面减税与结构性减税来说，结构性减税兼顾扩投资与调结构，一石二鸟，可成为我国未来稳增长的主要选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