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数字排斥问题更加凸显。因流行病而实施的社会隔离迅速增加了人们在很多领域（从食物和服务到教育和办公）的互联网依赖。这使得那些无从获得网络服务的人更加与社会隔绝，例如，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转向互联网来保持社交联系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个机会。
在很多人都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忘记了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因不会或不方便上网而无法购买回家火车票的农民工，不用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被公交拒之门外的乘客，被打车软件变相剥夺了打车便利的非打车软件用户，不会操作App而无法挂号和就医的患者，未作人脸识别而导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老人等……
由此可见，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年龄、教育、残障、收入、失业、地理位置以及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那些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会更高。必须意识到，数字排斥实际上是社会排斥之一种。而数字排斥也不仅限于无法访问手机和上网。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光解决了上网问题还远远不够，尚需要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这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不平等方向倾斜。
在缺省设置上，有关服务的数字化应采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强制性方法。比如，如果有人不能在线履行义务或觉得过分困难，则不应被强迫在线履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消除数字访问的特定物理或财务障碍，就足以使他们受益于数字包容。但是，从根本上，有必要消除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障碍，以便为增加数字包容性而设计的干预措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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