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货币政策组合逆周期有效性
为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引导社会流动性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相机调控保持银行体系在总量和期限配置上的流动性，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可能的违约问题向中小银行传导。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支持力度，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引导信贷支持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要引导信贷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要创新对新型消费方式、战略性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激励的信贷支持。
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我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企业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中期来看，根据我国资本边界产出趋势和利率定价机制，我国贷款利率还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但下行空间有限。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利率体系，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其逐渐取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的主要参考基准，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并引导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弹性浮动，在波动中实现升值。部分报价行作为外汇市场主体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从中期来看，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对美国、日本、欧盟和RCEP中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结构和主要货币动态调整货币篮子，促进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促进内外部均衡的平衡。
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政策和微观监管的补充作用。根据国际经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框架，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和抵押价值评估机制，发挥宏观审慎评估在优化信贷结构和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评估和调整机制，适时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适时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一方面，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先，增强科技创新驱动，提升高端制造能力。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形成产学研资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数字科技与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基础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构建顺应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充分接轨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研发体系，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推动形成消费端对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大倒逼力量。其次，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精准性实效性。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服务理念更新、供给方式创新和服务流程革新，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从多角度、多层面提升供给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需求相匹配，逐步消除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堵点痛点难点，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监督和控制，切实把消费升级态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再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加快研究制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推进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强化工资收入分配中技能激励的导向作用，有效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着力拓宽不同群体增收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探索建立对重点群体收入的动态监测体系，密切关注与跟踪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心理预期，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推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显着扩大。
另一方面，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加快完善全面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高品质消费环境。
首先，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要积极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品的更新升级，主动顺应和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培育和巩固生鲜电商、直播带货、无人零售等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新需求，进一步挖掘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推动构建满足居民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消费体系，切实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潜力和消费热情释放出来。其次，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安全放心消费氛围。要加快完善全国性消费投诉综合服务平台和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强平台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增强商业信用约束、扩大社会监督，进一步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氛围。再次，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实体。要在升级优化传统消费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新型消费载体的前瞻规划和精准布局，引导和增强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在各类商业商务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推进多元新型商业综合体与各类生活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进一步拓展新型消费的增长空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新动力。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李平，执行负责人：娄峰，课题组其他成员：樊明太、万相昱、张延群、冯烽、朱承亮、王喜峰、左鹏飞、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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