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3日电／区别于理论学家，在市场一线的经济学家担任的是航海瞭望手的角色。这不仅要求经济学家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更要求其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可加以分析和预判。由此，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在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行动依据的同时，亦可为宏观经济活动提供决策支持。
一
《温故知新——洞察经济金融潮汐》第一篇就是以宏观经济与政策为名，由作者多年来宏观经济分析汇集而成，并因这一汇集，展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轮廓。根据作者的连续观察，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表现为在波动中不断下行的态势，并且波峰波谷差异明显变小，使经济下行具有了平滑性。显然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根据统计，在过去20年，中国GDP增速由两位数以上逐渐波动下滑到目前的6%多一点，而且过去热议的经济周期也基本不显现了，至少出现了变形。
这一观察引发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是波动。经济无疑是具有波动性的，并因连续的波动形成可以观测到波幅和波长基本稳定的周期。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波动似乎不再是原有周期的重复，出现了变形。那么，变形是出现在波幅上还是在波长上？抑或是兼而有之？原因是什么？第二是趋势。经济增长无疑是有趋势的。这一趋势的形成是由于经济内部结构性原因所致。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似乎不再沿着以往的轨道前行，增长不再加速或持平，而开始持续性下行。那么，造成这种新趋势的结构性变化是什么？原因何在？十分明显，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预判未来的关键，成为潮汐需要洞察的理由。
早在2013年，作者就发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试图建立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收入本篇的《中国经济：在保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找平衡》一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从短期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步伐放缓，同时，侧重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递减，导致中国经济波动性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增长”是必要的。但是，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下行并不完全归结于周期性波动。周期性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需求的波动，尽管当前的中国经济下行有“三驾马车”同步放缓的因素，但还有深藏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原因。作者指出，“从供给侧结构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一半。”“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多产业盲目扩张加剧了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供给和需求的结构的不对称是经济波动加大并持续下行的基本原因。于是，对经济政策而言，寻求对称性成为问题的重心，而结构调整成为努力的方向，目标是引领在短期上表现为对付经济下滑幅度过大的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上表现为引领结构变化的制度性安排。其中深化体制改革十分重要。作者认为“继续采取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刺激短期需求已经难以同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近忧和远虑问题。必须进行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才能彻底解决当前困难和长远发展的平衡”。
二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从供需对称性入手，通过改革来寻找平衡的分析框架是有理论解释力的。经济学认为，供给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从而是个长期缓慢的变动过程。在供给结构短期稳定的情况下，经济的波动是由需求的变动引起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以产品过剩为代表的产能过剩，并周而复始，呈现出波峰波谷之间各阶段特征明显且波长基本一致的周期律，并可观测。稳定的周期因之成为分析宏观经济表现的基础，进而发展成为趋势外推的成熟预测方法。但是如果出现持续性的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供给结构长期不能响应需求的变化，致使经济周期出现了变形，波峰波谷之间的阶段特征模糊且波长与以往明显不一致。这时旨在提升总需求的需求侧宏观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至多能稳定增长，使波峰尤其波谷得以熨平，而不能改变趋势。换言之，若要改变趋势则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由于结构变动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而技术进步又是随机的，从而难以把握其进步的方向。这也构成经济学为什么很少讨论供给侧的原因。历史上所形成的供给侧结构调整政策，例如产业政策都是建立在大规模主流工业技术基础之上的。因主流而可预期，因大规模而实用。由此，在技术进步方向尚不可预期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改革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即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在改善供需对称性的前提下，重塑引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换言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单纯依赖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或行政手段来进行结构调整并不是有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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