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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拜登时代的政策回调将共同作用于后选举的中美关系与世界体系 |
中评社╱题：特朗普主义、拜登时代与中美关系的回调预期 作者：田飞龙（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在多重张力下，中美关系的回调与缓和仍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拜登时代的政策回调将共同作用于后选举的中美关系与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将产生一种“差异再平衡”效应，在经贸领域延续全球化的适度合作关系，但在意识形态和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国应当以坚定的内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改革及外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创新，包括对“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定力及其制度性推进，来应对特朗普主义遗产和拜登新政策的交叉影响，走向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新阶段。
序言
美国2020总统大选，举世瞩目，一波三折。因选情胶着及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的全面挽救措施，导致选战从投票箱转向“法律战”。拜登初步“胜选”是民意胜利还是选举作弊，特朗普一定要讨个说法，这种不认输及穷尽维权的诉求，在美国法律程序范畴内，是特朗普选举权利及美国民主秩序的一部分。特朗普不必有选举的高风亮节，他本就为利益和权力而生而沉醉，为了“权力”而斗争对政治家而言也无可厚非。但选举缠讼、夸大证据及无视疫情危机等，确实给特朗普之道德人设进一步带来污名化效应。这一场选举不是普通的美国总统换届，而深刻涉及到2017年以来的“特朗普主义”能否延续以及拜登时代对中美关系、广泛的盟友关系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一系列复杂而结构性的影响，最终当选结果将是美国政治及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特朗普当政的4年是美国战略性执行“帝国撤退与巩固”战略的4年。通过退群、贸易战、新冷战与制造业复兴等关联动作，追求美国的“本土重建”和帝国再出发。特朗普较为准确地判断出美国帝国责任与实力的不相称以及本土选民的全球化绝望情绪，采取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不惜挑动族群对立、种族主义、冷战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极化，呈现出一种右翼极端主义的取向。这是特朗普的政治敏锐和投机性格使然。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重大调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朗普主义”，改变了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盟友关系及全球化的基本战略框架和立场，开启了美国通过帝国撤退以自我巩固的理性自救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全球霸权，而是要更加理性、公正及有效地重构对世界的支配体系，更有效地管理和协调美国内外的利益失衡与政治对立。
与特朗普相反，拜登是一个“奥巴马主义者”，奉行民主党传统下的“自由帝国主义”及其全球化战略，以全球经贸关系和全球民主事业为己任，以全球化、多元化、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福利主义公共政策以及相对激进的社会道德主张为治理哲学，是中国、盟友圈以及世界所习惯和熟悉了的美帝国路线。2020总统大选因而具有美国政治和全球化路线斗争的重大意义，特朗普连任意味着美国撤退及孤立主义路线的深化以及转型过程对整个世界体系和平稳定的重大风险和威胁，但回应的是美国自身的政治重建、本土选民利益补偿以及内外失衡的矫正问题，而拜登胜选及其相应的政策回调意味着美国固有的以全球化和民主化为基调的自由帝国主义路线的适度回归。但由于特朗普主义已经塑造了一种新的美国政治话语和共识，特朗普的基础选民所受利益和政治补偿的进程并未结束，因而拜登的政策回档将受到结构性限制。
在此多重张力下，中美关系的回调与缓和仍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拜登时代的政策回调将共同作用于后选举的中美关系与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将产生一种“差异再平衡”效应，在经贸领域延续全球化的适度合作关系，但在意识形态和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中国应当以坚定的内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改革及外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创新，包括对“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定力及其制度性推进，来应对特朗普主义遗产和拜登新政策的交叉影响，走向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新阶段。
一、特朗普主义的核心遗产
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政治家，多头怪兽，其理念上的“白人美国”观念与操作上的极端实用主义奇特地扭结在了一起，政治迷惑行为迭出，令许多观察家作出误判。作为肉身的特朗普可能将告别美国政坛，其选举诉讼不过是其不认输性格的延续，但难以逆转选举最终结果。以美国选举法治及其操作程序的基本规范性，特别是选举双方的相互监督及反复计票的交叉检验，选举舞弊、欺诈或系统性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的存在系统性造假，那就不是这一届选举的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美国选举民主制度和程序的根本性危机了。选票箱里失去的总统权力，不可能期待由司法权力找回，否则美国的司法僭越及对民主政治的反噬性同样是美国作为规范性宪制国家无法承受的。选举争议及其诉讼化，表面是选举诚信及其技术问题，实则牵涉到美国民主与法治的规范正当性与社会认同问题。司法能够做的并非逆转选举结果，而是澄清民主运行的法律规范条件和程序。尽管特朗普有着“好运气”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但这些大法官更重大的制度使命不是“保守”一位具体的总统之权位，而是“保守”美国宪法的制度信仰和权威。他们不会拿美国法治和司法信誉开玩笑。与美国宪法的根基巩固相比，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命运并不重要。但特朗普依法缠讼的政治斗争连续剧，却也可以作为美国宪法自我证明的另类契机。
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不是特朗普的去留，而是特朗普主义的固化和长远影响力。如何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核心遗产呢？笔者试着从美国宪法及特朗普政治个性的角度加以整合性分析。特朗普主义是不以特朗普是否连任为条件的美国政治的新元素，是拜登政府必须回应和处理的重要政治遗产和挑战性的政治压力来源。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选举所获普选票达到7000万，且多数来自现场投票的支持者，从不同的投票画面及支持者狂热迹象来看，特朗普的选举行为与政治人格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共和党的政党政治范畴，而活化为美国政治体系内与特定群体选民直接而持续的对话互动结构。也因此，特朗普除了将选举官司打到底之外，还间接表达出2024年再选总统的意向。这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甚至责任化的政治意志，其强烈程度与震撼性在沟通选民方面要显着超过拜登。特朗普的高支持率及强烈的政治生存意志，既对拜登政府的4年执政及其政策回调构成直接的制约，也对共和党2024人选布局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信号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什么是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就其政治思想渊源及政策核心来看，具有如下显着特征或取向：
第一，“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底色与本土情结。特朗普是地产商，其所涉及的产业范畴与高科技、全球化甚至金融体系交涉程度不高，其所理解的美国的利益根基偏重于本土而不是全球。他是带有“反联邦党人”底色的政治商人和本土主义者。1787年美国费城立宪时刻，联邦党人打破独立革命有关各州高度自治与自由的所谓“初心”，锐意建立更加强大的民主联邦并作为世界政治文明的最高典范。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中豪迈宣布了联邦党人主义的政治雄心和远期帝国化的宪制蓝图。但与之论辩和斗争的则是信守独立革命初衷及州权至上原则的反联邦党人，他们以各州的高度自治与自由为最高价值，对新联邦及新世界缺乏理解和兴趣，甚至始终抱有对更高权力建构的专制恐惧症。今天的美国政治版图显然已经放大，美国本土成为特朗普的“州界”与“州权”，美国的全球霸权成了特朗普怀疑和削弱的“外生”事物或权力与责任的负累。在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心智下，特朗普严厉批判了民主党人的所谓帝国责任和美国对外义务，包括全球义务和盟友义务，而将美国政治重建的根本点放在类似200多年前之“州权”范畴的美国本土基础之上，是一种“民族国家”范式对“自由帝国”范式的批判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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