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明显减少，战略矛盾大为增多，是中美摩擦多发的关键因素
中美是存在重大差异的两个大国。笔者曾经将中美的重大差异概括为：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中，前两项不同最为重要，影响最重大。回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美关系，可以清楚看到近七十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轨迹，即从全面严重的军事对抗到“非结盟的盟国”的合作，再到“既斗争又合作”的竞争-合作。历史一再表明，导致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中美重大共同战略利益的变化，及其对中美两国相关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影响。对此，已有大量相关论述，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环境中，中美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实际上表现为面对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例如，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苏联扩张，以及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事实显示，这些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中美合作与否，以及摩擦与否。
但是，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比以上分析更为复杂。主要是，不仅重大共同战略利益及其变化，或者说重大共同战略威胁及其变化，而且中美作为大国的战略矛盾及其变化特别是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中美摩擦发生与否及其烈度更有着关键影响。这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有更突出表现。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宣称开始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由于具有针对中国的明显意图，因而开始了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很明显，2010年这一时间节点，首先是国际反恐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大为弱化；同时，如前述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诸多矛盾，特别是战略性矛盾，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来。2010年以后越来越突出的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美中关系的辩论，就清楚反映了这种状况。虽然中美之间的这些矛盾，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中美之间，但以新的形式密集表现则表明，首先这些矛盾有所发展，更加严重；同时，还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中美重大共同利益的明显弱化，对矛盾的缓冲作用明显减少直接相关。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特定时期中，中美之间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或重大的共同战略威胁，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中美两国执政者对此的认知，特别是共识，才是对中美关系，即对中美的合作或摩擦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在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表现尤为突出。当前，面临这样的时间节点，中美两国执政者的相关认识、判断，对于中美合作或摩擦前景的影响将再次突出表现。
3.特朗普执政，美国反华鹰派人士得势。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理念和政策，直接推动中美关系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高峰阶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2017年1月20日就职。特是一个几经起落、最终成功的大房地产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人总统”。特执政一年多以来，其“反建制主义”的行事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导致美国国内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混乱。但透过政策混乱的表象，可以清楚看到特对其在竞选中强调的，“让美国重新伟大”和“美国优先”理念的执着坚持，以及这些理念对其重要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深刻影响。
与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特虽然没有从政经历，但对美国的国际事务并非完全无知。从其竞选中的言论和执政后的表现可知，对于美国的重要国际事务，包括中美关系，实际上特已有定见。这对其执政后的相关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综合特竞选言论中的涉华言论：（1）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的衰落，是美国不再伟大的主要表现；（2）中国的“不正当”竞争，是导致美国衰落、不再伟大的主要原因，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3）强调执政后，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反制中国的“不正当”竞争，以保证美国重新伟大；（4）表示意愿，而且认为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常、友好的关系。特开始执政后，尽管2010年以来中美的摩擦仍在继续，但中美关系经历了十个月的相对平静。由于四月、十一月的两次习特会，甚至被认为开始了又一个友好阶段。但是，2017年12月，特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其中明确把中国与俄罗斯共同作为“修正主义国家”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此后一个多月中，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2018年《国情咨文》中，重复、强调了这种判断。这是1986年美国总统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这些对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完全就是上述特在竞选中公开宣称的判断，表明这些判断已成为特的执政理念。从2018年3月开始，由于美方的动作，中美严重的贸易摩擦密集发生，表明特的理念已成为其政策。
特的执政团队集中了一批鹰派人士，特别是鹰派反华人士。其中，身处决策圈、具有指标意义的是，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此二人不仅在相关事务上持强硬立场，尤其对中国一贯态度严厉、立场强硬。纳原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长期关注中美贸易问题。2007年以后，纳出版几部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专著，其中《致命中国》一书尤为知名。纳在该书中，以对中美贸易分析为主轴，全面分析了中美经济、政治、军事竞争态势及其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政策建议。纳的观点和建议受到特高度赞赏，前述特在竞选中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观点，完全照搬于纳。特别是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严重贸易摩擦中，美方的动作更是完全来自于纳的建议。博长期活跃于美国政界，以一贯强硬、尤其是坚决反华“友台”闻名。博刚于4月9日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影响还没有明显表现。但可以预料，如果未来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重大摩擦，肯定与其有密切关系。显然，纳、博二人对特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都有重要影响。
事实表明，正是特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和政策，直接导致了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即直接推动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进入了高峰阶段。但应注意的是，对于纳、博等人，反华的理念肯定是必然坚持的，而对特则未必。特将更加坚持“让美国重新伟大”、“美国优先”的理念。反华对特，更多的不是理念，而是工具。所以，特是否坚持反华有比纳、博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显然，冷战后中美第三轮摩擦多发期高峰阶段的前景，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对此，应予以必要的重视。
三、讨论与展望
1.中美重大摩擦密集发生，表明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竞争内涵大为突出。但中美合作仍然保持，竞争-合作关系基本框架继续存在。中美没有陷入全面对抗的新冷战
如本文前述，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之间的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由此，还引发人们对总体中美关系及其变化的重视。“中美陷入新冷战”，就是一部分人的判断。但这一判断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实际状况。
冷战，是专用于描述二战结束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专用概念。冷战的基本特点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对抗，而且首先是严重的军事对抗。此外，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军事同盟对抗等。只是由于美苏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冷战没有转为热战。
显然，当前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冷战。首先，当前的中美严重摩擦不是中美争夺世界霸权的表现。美国确实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有越来越明显的疑虑，视中国为主要的战略威胁、战略对手，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与美国争霸，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其次，尽管严重摩擦导致冷战后形成的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中竞争内涵明显突出，但中美合作继续保持。无论中美密切的经贸活动还是处理相关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都一直进行；中美高层的交往、对话也继续进行。第三，中美建交近四十年以来，中美民间的交流、合作已有强大声势和雄厚基础，中美民众相互好感明显等，都是当年美苏关系没有的。
总之，中美竞争明显突出，但没有转化为全面对抗，尤其没有发生严重的军事对抗。这是比冷战结束以来前二十年，更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但肯定不是“新冷战”的局面。这是重要的基本判断，也是我战略信心和战略定力的重要表现。
2.特朗普执政期间，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经济摩擦将始终是突出的摩擦主题。必将通过对接、协商、谈判，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整个中美关系
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在中美摩擦全方位展开的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分析了其影响，但还须进一步分析。首先，如果不是特执政，中美贸易摩擦不会成为中美摩擦的突出主题。其实，冷战结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没有停止，有时还相当严重，但从未达到2018年3月以来的严重程度和深刻程度。显然，这正是特执政后的中美摩擦的重大变化，是特“让美国重新伟大”执政理念，以及商人特质的重要表现。由此，可以预料，在整个特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摩擦都将是中美摩擦突出的主题。其次，在特执政期间，中美各领域的摩擦将继续全方位展开，特别是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但这些摩擦的继续，除了它们本身的意义外，特将主要用之为与中国贸易摩擦中的美国筹码，以对中国施压，甚至交易。正如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指出的，反华对特而言，更主要是工具、策略手段。
2018年5月3日、4日，中美高级别代表团在北京，就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第一次会谈。继而于5月17日、18日在华盛顿进行了第二轮会谈，5月19日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这次磋商的最重要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相互加征关税。中美双方都积极评价这次磋商，认为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和成果的磋商，为发展积极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达成许多共识。当然，落实这次磋商的成果，还需进行多次具体协商、谈判，不仅可能需时漫长，还可能有激烈争执，但大原则、大框架、大方向都已明晰，最终一定可以实现中美双赢。中美这场激烈的贸易摩擦可说是戏剧性的化解，正表明了贸易摩擦必然、也只能按经济问题基本属性处理。未来中美完全可能再次发生激烈经济磨擦，但最终仍然只能通过协商、谈判解决。
中美作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几十年的磨合中已形成规模巨大、联系密切的经济关系。虽然一直摩擦不断，但斗而不破，在摩擦中不断协调、发展。笔者相信，在经历当前这场严峻、复杂的中美贸易摩擦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观念将被更多人接受。可能形成更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以及更稳定的整个中美关系。
3．中美关系进入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面临两种前途的抉择。历史将证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将经历比预想漫长、复杂、曲折的历程
如前述，笔者认为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是冷战后中美关系进入了第三轮摩擦多发期的高峰阶段。实际上，对此还可更深刻地描述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1989年底冷战结束迄今已近三十年，但只是在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削弱之后，才真正开始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因为正是从这时开始，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认为，强大、繁荣的中国正在对其实力地位、领导地位形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甚至威胁，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其战略对手。虽然经历近十年的磨合，但中美的战略矛盾并未消除，而是不断积累。2017年特执政后，其“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执政理念及相关政策，进一步激化了冷战后的中美战略矛盾。所以，2017年12月以来，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正表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进入了关键阶段。2017年12月特发布的，其执政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大国竞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威胁”，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主要战略对手”。以后，在相继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报告》，以及特的2018年《国情咨文》中，一再重复了这些观点。这些都是进入特执政团队的鹰派反华人士班农（已于2017年8月离开）、纳瓦罗、博尔顿等人一贯鼓吹的观点。显然，如果美国坚持按这些观点定位中国和中美关系，制定和推行对华战略与政策，中美对抗将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必将落入“修昔底得陷阱”，进入“新冷战”。但是，正如本文前述，“反华”实际上并不是特真正的执政理念，而主要是他的工具。所以，他将不会全盘接受那些鹰派反华人士的相应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大形势，已完全不是70年前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中美关系完全不是当年的美苏关系，特别是，中国明确而坚定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争霸是中国不可动摇的外交战略、政策和策略。所以，尽管中美严重摩擦密集发生，但中美没有、也不会陷于“新冷战”。显然上述事实表明，在当前和可能还将延续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中美两国共同面临两种选择，即经过艰难、反复磨合，形成相对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虽经多方努力，但仍陷入恶性循环的严重对抗。前一种选择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但后一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2012年中国就提出“中美共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应。2013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形成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框架。几年来，在冷战后的第三轮中美摩擦多发期中，这一概念不断遭到质疑，主要是认为，中美难以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但随中美竞争——合作关系的逐步形成，甚至开始成为常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逐渐成形。但2017年12月以后，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发生，打断了这一进程，确实严重强化了对于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质疑。但是，最终必将出现的中美关系更加斗而不破，中美竞争——合作关系不仅继续保持，甚至更加稳定，都将显示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可能实现，而且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符合中美两国各自当前的利益，更符合各自长远的利益。同时，需高度重视的是，中美严重摩擦的密集出现再次显示，中美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冷战后中美关系重大调整的目标，其实现的进程必将比预想的漫长、复杂和曲折，特别是存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现实可能。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7月号，总第24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