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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之前,韩国瑜及国民党在凯道造势。(中评社图片) |
2014年3月台湾发生“太阳花反服务贸易协议”运动,9月我做的内部民调显示,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在量变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几个质变。这在2016年初台湾大选结束后我接受你的采访时也讲过的。一是政党发展方面,在“国退民进”的量变中实现了从“国强民弱”到“国弱民强”的质变;二是意识形态方面,在“蓝消绿涨”的量变中实现了从“蓝大绿小”到“蓝小绿大”的质变;三是国家认同方面,在国家认同疏离的量变中实现了从“两岸一国”到“一中一台”的质变;四是统独意愿方面,在“统消独涨”的量变中实现了从“追求统一”到“追求独立”的质变;五是统独力量方面,在“统消独涨”的量变中实现了从“统大独小”到“统小独大”的质变。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结构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基本上直观地体现在历届大选中国民两党或蓝绿两大阵营所推出的台湾领导人候选人的得票率及所谓“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两党或蓝绿两大阵营“立法委员”的席次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
在这种根本性转变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结构下,当前民进党在两岸关系性质定位及发展取向上“政治正确”,获得台湾多数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的认同与支持,已经进入“政治正确”的收获期。
基于这种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以及民进党的“政治正确”,在2016年初台湾大选结束后我接受你的采访时就预判过,如果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在民生经济方面没有比马英九时期更坏,那么蔡英文的连任将是大概率事件,甚至民进党可能会有12年的执政机会。毕竟,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生态结构已让民进党进入到了“政治正确”的政治收获期。
现在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比较认可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主张,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方面,比较亲民进党。这当然是民进党成立三十多年来,利用各种条件,坚持不懈地长期改造台湾社会的结果。在这种内因的基础上,当台湾外部环境提供了民进党打“统独牌”或“主权牌”的契机时,外因的作用就显得很强大。
影响这次大选的主要外因包括三个:第一个就是大陆在2019年1月初提出和平统一五大政策主张,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让蔡英文捡到了抢。这支枪本来就是民进党制造的,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捡起来用。所以蔡英文当天下午就跳出来利用不愿统倾向“独”的普遍民意,公开反对统一,甚至故意把“九二共识”扭曲为“一国两制”。
第二个更大的外部因素是香港动乱。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地。蔡英文声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来影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好。这也是利用不愿统倾向独的普遍民意打“统独牌“、“主权牌”的做法。在台湾有人说香港出现的动乱,此起彼伏,迁延日久,其威力可比一系列原子弹、连发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