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对前贤的嘲讽令卢梭大为不满。1756年，卢梭作《论神意书》呈送伏尔泰。在信中，卢梭声称他在此前另外一本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已然指出人类遭遇的天灾，往往不乏人祸因素——如里斯本大地震，伤亡如此严重，乃是因为“向慕繁华虚荣”的人民抛弃乡村，涌入密集城市之故。相比于伏尔泰对“天谴”的质疑，卢梭坚持人祸甚于天灾之说（这与他稍后出版的《爱弥儿》开场白“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如出一辙）。换言之，伏尔泰在怨天，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文明人必须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伏尔泰对卢梭书信的反应，是一部本讽刺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伏尔泰在书中选择里斯本大地震作为背景，主要目的就是抨击“神义论”（Theodicy）——在他笔下，里斯本地震将城市摧毁几近四分之三，而裁判所却要在庄严的宗教仪式中，用文火将教会“异端”活活烧死，并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全城毁灭“万灵的秘方”——堪称是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
事实上，包括神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内，整个欧洲都在为里斯本的灾难进行反思。上帝惩罚的解释受到普遍质疑——因为人们发现，尽管大地震后采用了最虔诚的宗教礼仪终日祈祷，但上帝的怒火（连续不断的余震）并未由此平息。这一现象一方面促使不少科学家对地震起因展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考和探索，比如被后世奉为现代“地震学之父”的英国天文学家约翰·米切尔（1724－1793）发现：地震乃是地表以下岩体移位最终引发的波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启蒙思想家认识到，冲破神学禁锢、普及知识、教化民众乃是欧洲社会转型、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康德对大地震的思考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深远。
平生几乎从未离开柯尼斯堡的康德，通过报刊新闻获悉里斯本大地震的消息。这一事件对康德触动很大，也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和哲学研究。据历史记载，康德是率先对地震成因及后果进行深入探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756 年1月下旬，他就在柯尼斯堡《询问与广告新闻周报》刊发文章，标题是“关于1755年底震撼地球一大部分的地震的奇异事件的历史与自然描写”。他的结论是：月亮引发潮汐，海潮的波动触发地心矿物质燃烧，燃烧后又引起火山、地震和海啸等连锁反应——根据牛顿学说，由于天体轨道运转角度变化的原因，万圣节（11月1日）这一天月、地之间引力最小。由此康德提议：今后新建屋舍应尽量避开河谷和断层地带。在文章结尾，康德借题发挥，认为“在地表上时不时发生地震是有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在上面建造豪华的建筑”——其原因在于“人生来不是为了建造永久的居住地……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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