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9日电／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是自古以来的常态现象。亚洲率先农业革命、欧洲率先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的成果传到了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到了世界各地；基督教传入罗马，佛教传入中国，外来宗教在所接受地区会发生变异，产出新果实，这也是常态现象。今天我们谈谈在发生工业革命过程中，在走出中世纪的启蒙时代，中国元素所产生的影响。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所谓“启蒙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利玛窦《中国札记》、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等作品，以及对于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到了欧洲，引起欧洲学术界和政界人事的主义。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的广泛销售，也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
欧洲人曾如此描述中国
从16世纪末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中国是地球上治理得最好的土地开始，所有17世纪描述中国的文章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提供有关信息的主要是在中国长久生活的耶稣会士，而来过中国的使节、商人与海员也有一些补充。
耶稣会士肯定中国是君主专制，因为没有世袭贵族与皇帝分享权力，但他们也觉察到文官系统对这一权力的制约。文官行政系统中，令耶稣会士印象深刻的是监察系统、审判体系和科举选拔制度。
（一）监察与司法制度
中国御史监察制度源远流长。这一套监察系统在西方政府中没有可对应的部门，而它对于政府的有效运转意义重大，因此所有耶稣会士都注意到它并乐于描述它。利玛窦《中国札记》介绍说，监察官分为科吏（给事中）和道吏（监察御史），各由六十位以上经过挑选的谨慎可靠、忠君爱国的哲学家组成，他们是公众良知的捍卫者，负责监察并向皇帝报告各地的违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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