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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 |
中评社╱题：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概念转换分析——从治理本体到实践理性 作者：张屹（北京），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今时代，全球治理使公共安全功能溢出为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即安全议题打破了边界。非传统安全打通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体系的互斥性，融合了两个概念的外延，使得公共领域和国家领域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安全层面都相互转换，在错位中形成治理困局。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概念划分具有一定伪命题属性，学理上的讨论是概念划分的积极方面，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党私利很可能将概念划分朝着消极方向运用。
引言
进入现代社会的初期，工业化、城市化都与现代性不可分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风险性与不确定性等特征越来越明显时，高度现代性逐渐演化成一种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在各个领域的批判与反思。随着西方现代社会演进，风险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种以时间序列为依据来做出估计的风险，吉登斯称之为“外部风险”。即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①吉登斯认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那种 “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受限制的推进。
一、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概念转化
（一）安全主体话语体系的转化
在当前主流话语体系中，公共安全更多地属于法学概念，而国家安全则更多地属于政治学概念，如果借用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可以说二者在纯粹理性、思辨理性层面是分立的，而进入实践理性层面则是重合的。举例而言，欧洲中立国瑞士和东亚小国新加坡都通过成功的社会治理模式参与到全球体系中来，有效实现了对本国公共领域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参与的双赢，与其说是先进的法律体系推动形成了后现代的安全理念，不如说是其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理性融合倒逼其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外化”。若将一体两面中的一面推向极端，则可导致经济社会动荡，最终一并丧失悬崖顶端的权力架构，冷战时期苏东国家的失败教训历历在目。即便在后冷战时代，“全民战争”仍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当今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展现生命力，“全民战争”并非是不合时宜的历史教科书词汇。当非传统安全将公众视线引向无硝烟战争、意识形态斗争、甚至贸易战、抗疫战的时候，理论内涵也就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总体安全观也就顺应历史潮流应运而生。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话语
中国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作为核心基础的“新安全观”。但“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并未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初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我们长期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应，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多层面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②
在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中，新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政府将更加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加负责，引导政府前进的将是“基于实证的事实”，不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施加的影响，而国家安全则更多地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安全。③中国提出的总体安全观则扬弃了西方公共安全治理理论。
（三）安全理念与安全架构
国家治理使国家安全功能溢出为公共安全，实践中表现为通过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来实现公民个体安全的社会集合体，即公共安全的实体性存在。近年来中国有学者提出设立国家级公共安全委员会，认为应在现有行政架构和机构设置上完善，并强调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应由国务院各直属职能部门、各省和自治区、解放军、武警部队、全国人大、政协及民主党派和专家学者组成，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分类管理。建议由国务院直属部门、各省自治区和军委、武警总队为委员单位，各个委员单位部门负责人作为委员参与委员会管理活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厅。④应该指出的是武警总队在公共安全的治理和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上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成立于1983年4月5日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内部安全保卫任务，从其前身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独立出来。2020年4月26日，人民武装警察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增加了“组织和指挥”一章，目的是适应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和军队监察体制构建的实际，强化对武警部队权力运行的监督，明确了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武警部队各级监察委员会是人民武装警察执行任务的法定监督机关，处置突发事件，担负反恐、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等任务。⑤从武警体系的发展脉络来看，衍生于公安系统，并衔接于军委架构，其多重属性体现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生命力，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体理念提供了实践框架。
二、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实践转换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困境：从国家权力视域到公共经济领域
在过渡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对外贸易自由化速度需与国内商业中价格放开的速度、现行税收机制以及金融自由化程度谨慎地相适应。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将政治经济转型划分为迅速的外贸自由化和渐进的自由化两种模式，后者以中国和越南的改革开放为典型。在贸易改革开始的时候，一种二元的金融和价格控制对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实行区别对待，这种金融二元主义对维持经济的货币均衡并且为政府创造税收都至关重要。而其他鼓励对外贸易的措施——经济特区、较广泛的出口留成以及有限制的企业间外汇调剂市场，仍旧能够非常有效地使经济逐渐开放。而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俄罗斯试图挽救国内衰败的经济而实行的迅速经济自由化则招致灾祸。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西方从来没有真正从始至终一贯实施的政策，至今如此。反过来却当作“普世真理”让其他国家进行复制，表面上超越了国家层面和公共领域，实则是试图干预别国市场自主性的本国右翼民粹主义工具。
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学派因为强调政府相机抉择的权变政策，而打通了公共经济领域与国家权力视域。此派学人，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认为，由于货币非中性，恢复市场供求均衡，就需要用利率来调节价格，当货币借贷实际利率低于实物借贷的自然利率，企业有利可图，便扩大贷款投资，投资扩大，就会提高生产要素价格，从而提高所有者收入，进而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最终形成价格向上积累。反之，也会向下积累。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上五个主要工业化国家成功通过“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控制了滞胀，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成功复兴和稳定国内经济生活，最终维护了右翼政党的政权稳定，减少了国家权力震荡。对于如何选择货币政策，是对一个政权面对经济全球化洪水猛兽之时维护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考验。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美国大幅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坚持稳健货币政策，既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又坚持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定币值而非对经济强刺激，有效维护了国内经济安全与政权意识形态的总体安全。⑥市场领域因为同属作为个人集合体的公共领域，都面临着与国家权力领域相互转换的视域。
（二）“吊诡”的全球治理：从公共安全到国家安全
全球治理使公共安全功能溢出为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即安全议题打破了边界。2020年3月24日，美日印澳四国召开远端会议讨论共同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引人注目的是这四个印太国家还召集新西兰、韩国、越南等三国，共同参加会议。3月27日，七国（Quad Plus）再次召开副部长级别会议，会议讨论内容除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以外，还交流在疫情过后如何恢复经济生产，并计画确立七国每周定期会晤机制。四国藉疫情“走实”印太战略值得关注。
1.概念转换的消极案例：“QUAD PLUS”会晤机制动因
七国会晤机制（QUAD PLUS）的形成有很多“动听”的理由，例如学习韩国、越南有效控制疫情的“成功”经验，新西兰尚处在疫情暴发初期，亟待取经抗疫，等等。而对于寻求七国联手的深层意图，莫过于反制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中国影响力，这也是美日印澳同盟长期的利益关切。形成于2017年底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一年两次举行会晤，坚持打造以所谓自由秩序为基础的国际规则，并认为中国将会削弱或反转这一规则。作为“周边”三国的新、韩、越表面上预设四国同盟的核心目标，但均未公开表现出拥护这一目标的强烈热情，也不愿公开地背书，以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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