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韩国而言，“萨德事件”的冲击效应远未消散。韩国固然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增加自身与周边大国博弈的筹码，但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则可能影响中韩刚刚恢复的信任，冲击两国经济合作。毕竟当年韩国为美国火中取栗，换来的却是特朗普政府要求韩国增加部署“萨德”系统所需经费及其他“勒索”。有鉴于此，文在寅政府尝试通过同时加强与中国、美国合作的“对冲”路线，与中美战略竞争保持距离。为此出现了韩国外长郑义容前往厦门会见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寻求加强中韩在后疫情时代全方位合作；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徐熏则出现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大谈美日韩合作战略价值的“矛盾”现象。
从韩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同时结好中美是其规避两强竞争不确定性的基本前提，其难度如同在薄冰之上寻找安全通道一般。一方面，“对冲”外交要求相关当事国能够长期维持一条近乎中立的外交立场，韩国国内能否长期贯彻这一路线依然存疑。实际上外交走向一贯都是韩国朝野争议的对象，特别是韩国保守力量对“意识形态”的偏执，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与韩国民间在萨德事件后始终未能正面看待中国情绪相结合，导致文在寅政府的对华友好立场的基层民意基础仍有待夯实。而此次执政党在首尔、釜山市长补选中的失利，很可能放大保守力量对文在寅政府“事大主义”、“从北外交”的指责声音，韩国政府维持对华友好的难度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韩国的“友善”态度能否长期维持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民主党政府重启同盟系统，其目的在于调动盟友力量，推卸自身关于对中国进行规制所带来的责任。换言之，如果韩国不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与美国“相向而行”的立场，美国的善意的可持续性将无法确保。毕竟，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也曾经以近乎强制的方式敦促韩国尽快就慰安妇、韩日情报分享协定等问题做出妥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重启各种合作机制，始终未能明确对盟友参与对华规制所能提供的“资源支持”。长此以往，韩国很可能重蹈为美国火中取栗，却又无尺寸收益的覆辙。
所幸的是，中国总体上正面看待韩国现政府的基本外交路线，对文在寅总统执政期间推动中韩关系复苏，致力于构建半岛和平框架的贡献也多加鼓励。我们能够理解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尝试与大国竞争保持距离的心理，也肯定各国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努力。希望韩国方面能够致力于夯实两国友好根基，增进双方民众理解与互信，为两国在后疫情时代携手共进创造条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