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长期影响：政府治理将更透明，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酝酿机遇，或将催生新的业态
当前疫情的前期应对反映出地方政府应对的被动，信息公开透明做得非常不充分，应急医疗非常薄弱，城市管理落后。大数据对于人口流动目的地及滞留时间的监测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传染源的防控。这将激发出未来政府治理的公开透明和协调组织配套能力的提高。
居家隔离和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线上消费、线上教育、在线办公、视频会议等新的工作生活业态快速发展，很可能改变未来的工作和管理方式。
2 此次疫情相比2003年非典影响程度更大，影响大小取决于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
相比非典，本次疫情传染性更强但致命性更弱，政府应对较快，经验更为充分，疫情有望得到有效控制。但相比2003年非典，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且当前疫情发生的时点为对第三产业需求较大、工人未能返城的春节，因此，我们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
2.1 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疫情集中爆发时点为春节，所以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2003年非典
2.1.1 外部环境更差，当前逆全球化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暂缓
2003年中国正处于入世后的全球市场红利期，美国因911事件需要携手中国共同反恐，中美关系温和，国际贸易活动相对活跃。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叠加美国出于反恐需要加强与中方合作，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出口同比自2001年7%附近上升至2003年30%水平。
当前逆全球化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短期暂缓。2018年3月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期间打打停停，但形势总体上持续升级。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并且已经超出了贸易领域，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2019年中国对外、对美出口分别为0.5%和-12.5%，创2008年以来新低。尽管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此外，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遏制的共识，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反覆的可能。
2.1.2 内部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
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的阶段，整体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行，人口红利释放，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充裕。一方面，外贸需求旺盛推升中下游需求，叠加信贷环境宽松，企业主动补库存，带动工业库存水平于2002年11月持续上升。另一方面，2001年前后我国开启第三轮产能周期，重化工业、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产行业快速发展，钢铁、有色行业投资意愿高涨，产能周期及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总体来看，2003年经济整体处于上行周期，“非典”疫情仅是经济上行期间的一股短暂“寒流”，仅延缓了实体经济快速抬升的势头。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大的增速换挡解读，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十年，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宏观杠杆率偏高，2019年底经济低位暂稳但基础不牢。房地产投资受融资收紧影响处在下行通道、基建年初发力制约后续回升空间、居民部门高杠杆率和就业压力大制约消费回暖。如果没有深入的改革开放，中长期看形势仍严峻。同时，企业家信心、地方政府积极性和激励机制有待改善，财政及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2003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为7.5%，而2019年为12.6%。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的74.5%，2003年-2010年为持续上升态势，2011年以后持续下降。
从经济结构看，与2003年相比，当前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疫情对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或被进一步放大。分产业看，2019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7.1%、39%和53.9%，其中第一二产业分别较2003年分别下降5.3和6.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11.9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2、2.2和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我国的经济贡献占主导地位，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其中消费的贡献率高于2003年22.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低于2003年38.8百分点。
2.1.3 本次疫情的传染性更强，叠加春节时点因素，对服务业和企业复工冲击更大，但防控力度更强，预计影响时间短于2003年非典
从病毒本身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但致病力和致死率暂时比SARS低。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武汉肺炎患者标本中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经过高通量测序及比对，证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WHO命名该病毒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尚未有全面系统研究，仅能确认存在人传人的现象。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更强，但致死率暂时比SARS低。据WHO数据，2002年11月-2003年7月全球确诊感染SARS患者共8096例，其中死亡774例，死亡率9.6%。据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1月29日，全国累计确诊案例7711例，累计死亡病例170例，死亡率2.2%。
本次疫情在春节期间爆发，将对第二和第三产业造成严重打击。2003年非典虽然始于2002年底的广东，但在2003年4月才迅速升级，实际上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影响不大，工人已返工，对第二产业影响也不及目前。2003年二季度GDP从一季度的11.1%直接下降2个百分点至9.1%，其中三大产业分别下降1.1、1.9和1.8个百分点，其中受损较严重的是交运、餐饮住宿，分别下降5.4和3.6个百分点至2.3%和7.4%。当前时点，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几乎下降到零，工人延迟返工，对房地产、基建、工业生产的影响也较大。
2.2 疫情持续时间及其经济影响的情景分析：由于反应更快、抗击疫情力度更强，因此此次疫情影响更大、时间更短，乐观估计影响主要在一季度
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自2019年底的弱企稳态势，恶化企业经营效益和预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增大就业压力，推高债务和金融风险，政府需及时出台政策进行有力对冲，托底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持续时间和政策应对力度，主要有三种可能性。
情景一：防控及时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疫情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此后逐步下降，3-4月结束，四个季度的GDP增速预计为4%、6%、5.8%和5.6%，全年在5.4%。
情景二：由于春节复工人口流动、气温较低利于病毒传播以及防控不得力，疫情可能延续至二季度，最终各方面努力下并在气温升高的帮助下于6月左右结束。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将影响整个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一季度GDP增速滑落至4%，二季度略有回升，但仍显着低于正常水平。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6%和5.8%，全年GDP增速为5.2%。
情景三：考虑到病毒的前期潜伏期较长、传染性较强以及未来变异的可能性、复工以后再次扩散和传播、防控上可能的疏漏，疫情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形势的演化比第二种更严峻也要充分估计。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5%和6%，全年GDP增速为5%。
从历史经验和当前进展来看，第一种情景目前概率更大，主要是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时性和力度明显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但是也要做好第二种和第三种情景的准备，坚持底线思维。第一，反应迅速。非典历时半年，但从2002年11月16日首发病例到2003年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高度重视相隔5个月时间，而此次疫情从12月8日首发病例到1月20日总书记指示相隔不到1个半月。第二，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防控力度超前，抗击疫情经验更丰富。参考过去抗击“非典”的经验，采取了对重点疫区进行管控、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封城、及时提供各类医疗物资、“小汤山模式”医院定点诊疗感染病例、延长春节假期防止人员大幅流动等措施。截至1月29日，新冠病毒新增疑似和确诊病例增速大幅放缓。非典时期从4月17日政治局会议到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的患者出院，仅2个月时间便基本扫清疫情，因此我们审慎乐观估计大概率的情况是疫情及其影响主要在一季度。
3 非典疫情历程、政府应对举措及经验教训
3.1 2003年非典疫情发展历程
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非典疫情大致分为初发、加速扩散和减退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2年11月-2003年3月份初发期，疫情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期间疫情并未得到政府重视，且由于信息瞒报道致疫情扩散。在2002年11月非典最早在佛山市出现，但当地政府为避免民众恐慌，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2002年底，关于“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讨论逐渐在互联网流传，但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相关评论较为混乱。疫情前期政府及医疗部门对SARS病毒认知有限，导致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截至2003年3月底，中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1190例，其中广东有1153例，占97%。
第二阶段为2003年4月份加速扩散期，疫情开始向其他省份扩散，并逐步向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和天津市集中。期间中央领导人密集召开高级会议，部署非典防治工作。2003年4月非典疫情加快扩散，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60例，较3月底增加190.8%。其中华北5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广东省有3368例，占确诊案例的97.3%。期间中央政府密切关注非典疫情，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2日开始的50天里，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中央重大会议高达11次，平均4.5天一次，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高规格会议形式。非典防控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是在这些密集的会议上作出，比如4月23日的国常会成立了全国防控非典指挥部，并确定由吴仪副总理挂帅；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5月12日的国常会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之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确立了流程。
第三阶段为5-6月份疫情减退期，全国疫情稳中有降。5月上、中、下旬，全国平均每天新增病例分别为151、45、14例，逐步下降。6月1-11日，全国有6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12-24日，没有新增确诊。2003年6月24日，WHO正式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
3.2 政府防治措施
非典期间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稳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适当信贷倾斜等方式支持防治非典工作。非典时期由于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性上行阶段，货币政策并无降准降息操作。2003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应对非典型肺炎影响全力做好当前货币信贷工作的意见》（银发[2003]111号），针对货币信贷工作提出意见，总体上要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防止货币信贷出现大幅度波动，具体来看包括切实保障防控非典所需的合理信贷资金供应、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实施适当信贷倾斜，并且要求各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贷款营销，积极支持企业开发、生产和销售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保健卫生产品。2003年6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工业生产、消费得到修复，经济出现过热倾向，通胀压力加剧，8月23日央行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至7%，货币政策至此进入新一轮收紧周期。
财政政策方面，我国主要通过财政减免、补助补贴、国债支持三类支持措施抗击非典。1）财政减免方面，2003年5月财政部出台《财政部关于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明电[2003]1号），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此外，非典期间我国还对防治非典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对于在北京经营蔬菜的个体工商户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对于非典期间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2）补助补贴方面，非典期间财政部对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分200元/天和100元/天两档；另外，对于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非典患者的医疗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3）国债支持方面，2003年5月9日，曾培炎副总理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加快非典防治设施建设工作，会议决定适时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在非典以来已安排15.5亿元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再增加投资8.12亿元，重点支持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非典防治，用途包括医疗设备采购、医院隔离室改建、医疗垃圾与污水处理、专用运输车购置等。
抗击非典疫情期间，我国主要采取了四大防治措施，统筹维护经济生产活动的正常有序运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2003年4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吴仪副总理任总指挥兼卫生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对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农村地区非典防治、宣传、后勤保障、科技攻关、学校防疫、社会治安、组织领导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统一部署。二是坚决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一方面，针对疫情发展，按照“四早”和“三就地”原则（“四早”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三就地”是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另一方面是抓好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的防控工作，对机场火车站等人群集中场所实行严格消毒；加强人员流动管理，调整学校学习上课安排，限制举办大型会议和活动，暂停文化娱乐场所经营，控制跨地区考察和调研，依法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三是全力组织救治，集中科研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努力提高治愈率。坚持分散接诊、集中收治原则，设立发热门诊，明确定点医院，建立患者转运机制。集中医疗抢救设备，统筹医疗技术力量，完善重症监护病房条件，组建呼吸、传染、重症监护方面专家组成的救治组，救治重症患者。四是做好物资供应，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一方面，我国统一调度防护、消毒、医药用品和部分生活物资，保障华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物资需求，并支援港澳台地区。此外，组织货源，紧急调运，解决北京等地部分生活必需品断档脱销问题，及时平息抢购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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