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即使是游戏这类的虚拟娱乐产品，也不是“自由之王”。
政府监管不能缺位或放权
任何产品都有监管。对精神产品、出版物如电影电视、游戏软件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任何商家的产品或服务，大到航空机械设备，小到入口食品，各种标准的严格程度不少超过中国，精神产品更加严格，旨在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东部的日本，由于特殊原因，色情业比较发达，但是同样有严格的限制，比如，1939年通过《电影法》，对电影、电视片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并且对播出时间进行严格监管。欧洲电影大国法国，1961年就颁布了《关于对未成年人进入电影院的规定》。美国还有世界最早的限制电影内容的《海斯法典》。对于游戏，世界各国更是严加管控。1978年，佛罗里达州就率先通过了《电脑犯罪法》，新加坡是主张政府必须强制介入网络游戏内容管理互联网的国家之一，其他大多数国家包括曾号称亚洲网游第一的韩国，都通过法律，对网络游戏进行监管，以保护未成年人。中国也应如此。
游戏开发和经营者的自律自我管理不得放松
游戏开发和经营者既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要“赚钱”，同时他们也是“社会人”，必须肩负社会责任，承担社会义务。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实行国有计划经济，主体经济均为国有。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认识不足。环保、职工的利益保护、对消费者的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和义务长期得不到重视，既影响企业在国内的发展，也影响了到国外投资拓展。由于游戏这种娱乐产品通过网络和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操作，内容具有虚拟性、刺激性，对于自控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极易成瘾。外国对游戏开发者和经营者对其推出的游戏操作管理，均有严格的要求，规定游戏开发和经营者从游戏分级内容审查，到对玩家的主体年龄限制，再到玩的时间等等均有严格限制。游戏开发和经营者必须经常主动从技术上完善所开发的游戏产品，让未成年人远离色情、暴力、篡改历史等负能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社会组织和家庭的监督教育不能旁观
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也是近些年才真正逐步重视和健全起来。但是毋庸置疑，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在这些方面，除传统的媒体舆论的监督外，未成年关怀保护组织更有用武之地。妇联、儿童关怀组织、基金会等均可对游戏开发和经营者及未成年人予以监督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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