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25日电（评论员 彭念）自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相继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以及贸易问题上发生“争斗”，引发外界对中美爆发冲突的担忧。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的2019年《预防优先事项报告》（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 2019）将中美南海军事对峙列入“第一级”，再次凸显了这一风险。而特朗普赋予军方在南海军事行动更大的自主权将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管控”，从而拔高双方爆发军事摩擦的风险。除了南海问题，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台当局强力“反制”大陆的严峻形势下。
毫无疑问，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倒不是关系的缓和，而是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避免分歧升级为冲突。或者说，中美关系既需要缓和，更需要防“失控”。只有在不“失控”的基础之上，中美关系的缓和才有可能。否则，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目前中美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方面的成效却并不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的一系列接触对话机制（如外交安全对话等）受到持续干扰，难以有效发挥增进了解、减少误解的增信释疑作用。比如，去年10月美国就故意推迟了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使得中美通过机制接触来缓和双边关系的努力遭遇严重挫折。
另一方面中美在海上安全领域制定的《海空意外相遇规则》等规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面临效用有限的窘境，难以有效扼制军事摩擦或冲突的发生。去年9月的“迪凯特”事件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海空意外相遇规则》并不是确保中美在南海避免“擦枪走火”的法宝。
现有对话机制运行不畅以及避险规则措施效果不彰等现实困难的存在凸显出强化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高度重要性。而要想建好危机管控机制，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中美两国领导层要认识到潜在冲突的巨大破坏效应，并进而认识到建设危机管控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只有具备了这种认知，双方才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来推动构建危机管控机制。
在这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在与美方高官的会谈中屡次提及管控分歧，前不久访华的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也表示中美两军要避免冲突。因此，中美两国对于潜在风险的认识还是很到位的。但是，对于如何或者建立何种危机管控机制，中美双方却并没有足够的讨论。
在现有机制和规则效用不足的情况下，中美应首先致力于减少现有沟通机制的运行障碍，尽量保障现有机制的顺畅运行。如果有可能，中美还可以讨论进一步推进改善现有机制，使之充分发挥增信释疑、避免误解的实际功能。此外，中美还可以通过交流和演练来讨论如何改进两军在海上安全领域的互动，避免潜在军事摩擦。
在现有机制和规则得到切实改善的基础之上，中美就可以着手考虑进一步推进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比如在两国政府和军方之间建立危机热线，待时机成熟，可以考虑进行模拟演练；在两国海军之间建立联合工作组讨论双方关心的海上安全议题和规避风险措施，避免误判风险。中美还可以考虑如何在危机发生时管控舆论，以避免危机被舆论挟裹而被迫升级。总体而言，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应被中美两国提上首要议事日程，并加以推进，以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