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方向和领域
在国际合作中，一般来说，目标一致程度越高，行为者之间在合作时产生冲突和分歧的可能性越小，对风险收益的测算与利益分配也更明晰，同时还可以确定何种行为是背离行为，有利于进行监督。同时，与所谓高级政治方面的合作相比，绿色低碳合作由于更多表现为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受益往往呈现出双赢或共赢的局面，因此也容易产生合作意愿。而从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作为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和大国，中美在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发展、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在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和巨大经济利益使中美在绿色合作领域具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进行合作。
中美绿色低碳合作依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态势下，尽管中美关系在近年来出现波折，但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大国，中美在经贸、投资等各领域联系依然紧密，双边贸易额一直维持在每年6000多亿美元的庞大规模。在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低碳发展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将发展清洁能源作为促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在风能、太阳能等领域都已具备庞大产能，同时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清洁能源市场。目前中国的绿色科技市场价值每年已达到5000亿美元乃至万亿美元规模，在涉及风电、光伏发电领域也有不少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在清洁能源相关技术、管理体制、相应法律法规建设、市场机制、商业模式开发和利用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少领先优势。在控制碳排放上，美国在清洁煤和洁净油等方面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核心技术，在控制二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排放上也有丰富经验。据估计，在同等消费量下，若中国采用与美国相同的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消费结构，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将减少20%⑦。中国庞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和中美之间经济技术上的互补性使双方可以通过合作来实现更好的各自优势资源配置，这对促进中美关系和经贸环境的健康稳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合作方向上，根据2021年9月初中美两国元首电话沟通后的结果，中美将有望继续以2014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作为参考和蓝本，围绕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中美碳减排目标及核算、气候资金支持等方面进行沟通和讨论，幷以2021年底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为契机，在后疫情时代开展绿色低碳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曾以氢氟碳化合物减排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成为当时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突破点。在2021年11月中美发布的《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双方表示要在相关法规框架与环境标准、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推动终端用户行业脱碳和电气化、加强发展绿色设计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循坏经济，以及在碳捕捉、碳利用、碳封存等技术领域的合作，幷确定以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进而开启新一轮的绿色低碳合作。同时，当前国际绿色低碳领域呈现出公共产品严重不足的问题，中美可尝试共同合作，在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绿色贸易、绿色产业等领域，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搭建各种平台和市场，优化各种绿色标准与认证体系，改善现有国际机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做出大国贡献。
在合作领域上，中美可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金融、绿色投资、绿色产业等领域开展合作，使绿色合作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中美可在绿色能源领域共同推动以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为主的能源绿色转型，在绿色交通领域扩大在绿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和建设，在绿色建筑领域广泛推广节能建筑和建筑的节能改造，在绿色金融领域积极发展碳基金、碳市场、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市场，在绿色贸易领域合作建立绿色贸易标准和认证体系、打造绿色贸易发展的平台，在绿色投资领域鼓励节能环保、生态环境、绿色服务等产业的绿色投资，在绿色产业领域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绿色制造业、绿色工业等合作。
五、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障碍和风险
在碳中和目标下，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具有广泛的共识和利益基础。不过，在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尤其是经历了特朗普政府以来的一系列冲突和矛盾，不可忽视的是，中美在绿色低碳合作中还存在诸多的风险和障碍，这些将对未来的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带来一些不确定性。
首先是中美关系变化带来的政治性战略风险。从国际实力结构看，美国作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国际格局中拥有一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的国际体系是一种准单极结构或曰“一超多强”的结构。尽管美国的霸权地位显现出弱化趋势，但这种弱化或“美国的衰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即美国的绝对实力依然在上升，幷且在未来至少20年内仍拥有超级大国地位⑧。但由于中国实力增长的速度快于美国，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处在不断缩小的过程中，幷且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其他领域也在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自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逐步形成集体遏制中国的共识，认为中美竞争性大于合作性的声调开始成为主流，幷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中集中体现，对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延续至今的持续负面影响。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中美双边能源对话机制和各种交流活动出现停滞甚至中断，《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等合作协定在到期后不再续签或终止，中美联合成立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等机构也基本停止活动，一些合作项目也停止运营。
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在对华的战术上与特朗普相比有些差异，但在战略上表现为基本延续特朗普的对华战略，也有称其为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2.0版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关于对华政策发言中曾表示，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具有竞争性，但也需要在可能之处进行合作，幷在必要时进行竞争。”在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就将中国称为能够在外交、军事、经济、技术等各领域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所谓“体系性大国”。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目标直指中国。在亚太战略上，拜登政府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继续强化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新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不断拉拢亚太地区盟国和其他国家，试图构建起遏制中国的亚太版“北约”。
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绿色低碳合作，诚然是中美关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合作领域。然而在中美竞争和博弈态势日益上升的大背景下，绿色低碳合作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次生领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影响。当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时，两国在绿色合作表现得较为顺畅；而当两国关系发展遭遇危机时，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很难不被波及。中美双方在有关绿色低碳合作领域还存在相互认知风险。美国的一些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就依然认为中美在绿色低碳领域更多的是一种竞争性的零和博弈，中美双方在战略上的保证不足以判定在绿色低碳合作中一定会成为伙伴，而有可能是一种“竞争—合作”幷存的竞合关系。幷且在中美绿色低碳合作中，美方或有意通过一些合作，达到以国际规则对中国实现规则锁定的“规锁”目标和效果。
其次是经贸领域风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在绿色低碳合作中就已经在清洁能源经贸领域出现矛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经贸纠纷、技术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影响，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几乎停摆。在国家政策积极扶持、企业大力发展等多方因素推动下，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尤其是清洁能源产业上取得巨大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和风能设备生产国，清洁能源累计装机容量也都名列全球首位。以太阳能光伏为例，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光伏产业的龙头，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链集群，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光伏投资国和应用市场，在全球光伏企业前20名中占据16席，与光伏有关的多晶硅、硅片、电池、逆变器等主要产品的生产规模都已超过全球一半以上。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已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在与清洁能源有关的中美经贸领域不断设限，如以“绿色岗位”为由增加光伏产品的“本土化采购”规定。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就要求在2012年以后对来自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美国的其他国家（主要指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实质上是以环保为由进行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其作为打压中国的一种工具。美国企业界也一直对政府部门进行各种游说，要求实施产业保护，或提出对中国企业实施所谓反倾销制裁。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和生产企业发起了诸如“301调查”、中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和反倾销裁决等行动。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下，先后推动“201调查”和“301调查”，针对自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拜登政府上台后，在2021年6月就以所谓“涉嫌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为由，将合盛硅业、新疆大全、东方希望、协鑫新能源这4家企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制裁清单。随着其力推“绿色新政”，在对华认知定位为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未来势必会在对华清洁能源产品和企业上继续有所行动，如设置绿色投资和贸易壁垒等方式，或类似“制裁”手段，增加中美绿色贸易摩擦和绿色低碳产业竞争的风险。
最后是与绿色低碳合作相关的技术领域。在近年来的中美矛盾和冲突中，所谓“科技冷战”和“技术脱钩”的声调也甚嚣尘上，其中也包括绿色低碳合作的相关领域。在科技领域，美国长期对一些国家进行技术和产品管制。冷战后美国加强了对高技术和所谓敏感物资的出口管制，在出口管制制度和适用标准上进行有选择性的控制。美国政府规定，外国专家和研究人员在接触敏感技术时必须申请“视同出口”许可证。在中美过去的清洁能源产品合作中，美国就规定相关高技术产品出口需要出口许可证，相关申请和审批机构重叠，手续复杂，且缺乏透明度。加上繁琐的发货检查和对出口设备实际用途的验证等增加了中国进口企业运营成本，迫使不少中国企业放弃或转投其他国家和市场。即便是一些在华的美国公司也更倾向于独资建厂，而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其掌握的高新技术。另外双方在有关技术合作与转让上的理念也有较大差异，中国主张以优惠条件优先安排技术转让，美国则更强调技术转让应该商业化，政府应少干预企业行为等。幷且美方还担心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合作过程中侵犯其知识产权，使中美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合作也出现不少障碍。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对未来中美绿色低碳合作带来一些风险和问题。
六、结语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在此重要关口，中美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发展等绿色低碳领域进行合作，既有助于实现各自的减排目标，早日实现碳中和，也有助于加强中美经贸和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对冲双方关系中的一些负面因素。不过，中美绿色低碳合作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国关系大环境的影响。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应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等挑战，这既有助于两国早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也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参与东亚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项目编号：20BGJ019）。
注释：
①REN21: Renewables 2021 Global Status Report，June 2021, https://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GSR2021_Full_Report.pdf。
②IEA: Net Zero by 2050: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May 2021,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4482cac7-edd6-4c03-b6a2-8e79792d16d9/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pdf。
③[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7页。
④[英]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陈寒溪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⑤Melvin A. Conant, Fern R. Gol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p.5.
⑥[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⑦Elizabeth C. Economy,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The Cost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86, No.4, 2007, pp.38-59.
⑧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9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4月号，总第2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