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明党在自公联合中的作用：“刹车”、“油门”与“稳定器”
在公明党的官网上，宣传“现在的公明党，是国家主义倾向的刹车，是加速为了国民的改革的油门”。〔19〕一方面，以“和平之党”自居的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党，在宪法、外交、安全等议题上，从政权内部通过以立法合作为主的途径发挥阻挡或者迟滞、延缓的“刹车”作用；另一方面，公明党也宣传自己是“福祉之党”、“平民之党”，在社会层面上对福利民生的改善起到“油门”推进作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两种作用幷非相等。而除了日本国内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外，由于历史和创价学会等因素，公明党在对华关系上还发挥着特殊的“桥梁”和“稳定器”作用。
（一）滞缓安保修宪议题的“刹车”作用
“公明党是自公联盟的‘刹车器’”、“公明党是‘执政联盟中的反对党’”等观点是公明党一直宣传的在联合政权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之一。然而，《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案》、《特定秘密保护法》等一系列安保相关法案却在自公联合政权期间通过，其“和平之党”招牌受到质疑。〔20〕由此可以看出，公明党的“刹车”作用幷没有宣传中的强大，幷且根据不同事项其“刹车”作用大小也有所差别。
一方面，在解禁自卫权等较灵活且已被较广泛地接受的议题上，公明党对自民党的阻挡作用相对较弱。公明党长期对自民党试图使日本自卫队能够行使“全面”的集体自卫权态度谨慎，拖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但是，在2014年7月两党经过协商后，提出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21〕，在第一条中增加了“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扩大了行使武力的情况，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上走出了一大步。对于公明党在其中所起的“刹车”作用，有学者认为这和自民党最初追求的结果相比仍是中性的，〔22〕公明党也宣称本党的抵制确保了第九条的地位。但实际上，公明党未能阻挡住实质上的解禁。公明党前国会对策委员长漆原良夫曾说，“新要素在公明党看来是个别自卫权的扩大，而在自民党看来则就是集体自卫权”，而在解禁集体自卫权过程中，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也表示过“不曾考虑因为政策的不同而脱离联合政权”，从而把“联合牌”封印了起来。〔23〕从另一个角度讲，在日益保守化的社会环境下，“日本的战略环境正在恶化”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出于现实考虑公明党作为执政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如今的公明党看来，出于日本自身安全以及确保和平的需要，日本自卫能力的强化和美日同盟的存在有其意义，但进入别国领域使用武力的全面集体自卫权仍应被阻止，公明党的职责在于划清两者的界限。〔24〕
另一方面，在修宪这种推进门槛高且民众意见不一的议题上，公明党能对自民党起到一定的“刹车”作用，不过更倾向于牵制、延缓和修改议程而非彻底的阻挡，“加宪”的态度便是其体现。公明党对于在宪法中明记自卫队地位、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持慎重态度，认为由于日美安保体制的存在，日本不需要加强防卫力量，而是应当将环境权、隐私权等新生的观念以增加宪法条文的方式入宪。对于安保方面的条文，公明党态度消极，强调一定需要获得“国民的理解”和“大多数政党间的协议”。〔25〕由于自民党也深知修改宪法难度之大，所以接纳了大部分“以加代修”的公明党模式来换取执政伙伴的认可。〔26〕由此可见，公明党在争议议题上可凭藉联合伙伴身份对自民党施压，滞缓和修改议程。但同时，随着日本社会保守化和自民党选举上的胜利，其议价能力有所下降。面对着越来越难阻止的自民党，公明党的“刹车”从阻碍变为了尽量使法案能够带上公明党的色彩，削减其中的攻击性、保守性，而这对其来说是较为容易做到的。
（二）推进民生福祉议题的“油门”作用
与在安保、宪法等“高政治”议题上所发挥的阻挡、滞缓的“刹车”作用相反，公明党在民生福利相关改革等“低政治”上发挥的则是推进的“油门”或者“引擎”作用〔27〕。公明党称自己为一个拥有“实现力”的政党，即拥有推动政策幷使其获得议会通过的能力，而这种“实现力”更多地体现在“生活者的政治”，即民生福利议题上。公明党推进旨在降低生活必需品消费税的“轻减税率”制度的过程，便是其在民生议题上“油门”作用的一个案例。
2013年，自公两党协议在消费税达到10%时启用“轻减税率”制度，但财务省和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对此态度消极，反而提出了“还付金”制度幷限制范围和减税规模。对此公明党强烈反对，在执政党税制协议会上和自民党进行谈判，以导入“轻减税率”作为支持增加消费税的前提。作为谈判手段，公明党暗示要重新审视与自民党的选举合作。面对公明党的强硬态度，自民党不得不接受提案，甚至更换了持反对态度的税调会长野田毅。但是，自民党内部仍存在不同意见，之后提高到干事长级别继续协商，最终还是由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如果公明党不赞成，法案就无法通过”、“如果没有公明党的协助，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就无法进行”等理由劝说才得以通过。〔28〕公明党在面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时幷未打出“联合牌”，却为了“轻减税率”而威胁要解散联合政权，某种程度上可见两个议题对公明党重要性的先后顺序。
公明党能在税制改革上最终迫使自民党让步，一方面是由于民生议题比安保议题更为其以底层民众为主的支持者所关心，具有强烈动力来推动；另一方面也由于自民党有意用税制改革上的让步换取公明党在修宪等议题上的合作。而公明党也认为，“已在集体自卫权上让步，不能在这方面也让步”〔29〕，因此坚持到底，不惜打出“联合牌”。除了选举和立法合作上的需要，自民党让步也和福利问题的性质有关。比起宏观经济，公明党更擅长微观经济，自公两党存在“国家视角”和“生活者视角”的分工。〔30〕公明党斋藤铁夫干事长表示，公明党最大的作用是把人、地区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把生活现场的声音传达给政治。〔31〕与擅长高级别议题的自民党相比，更擅长“切身感受平民的呼吸”的公明党成为有利的补充，自民党对此也较少干扰。
从公明党在推进民生福利改革时所发挥的“油门”作用可以看出，虽然在安保议题上公明党对自民党似乎节节退让，但其幷非“木屐下的雪”〔32〕，至少在民众生活层面公明党作为联合执政党的确具有其所说的“实现力”。
（三）对华外交中的“桥梁”与“稳定器”作用
虽然公明党“刹车”作用不断减弱，但其对华友好政策幷未受自民党和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影响。从在野党时期以来，公明党在中日关系上就一直发挥着特殊作用，这也使对华政策成为公明党区别于日本其他政党的显着特色。公明党领导人多次访华，发挥了政党外交和两国政府之间的桥梁沟通的作用，而在成为执政党后，公明党更是在继承了历史“特殊渠道”作用的基础上成为了中日之间的“稳定器”。
公明党最先是以创价学会和平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在野党身份通过积极派团访华等途径在对华关系中发挥作用。1971年，公明党首次访华便提出了著名的“中日复交五原则”，而1972年公明党第三次访华中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所记“竹入笔记”在邦交正常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3〕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公明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如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福田希望进行缔约谈判的态度，幷将中国政府的见解向福田报告，促使中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恢复。〔34〕在“教科书事件”、“光华寮事件”等事件中，公明党向日本方面转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对稳定中日关系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公明党主张较为温和，使其能得到双方的接受，从而能较好地扮演桥梁的角色。当然，无法否认公明党访华也带有着获取政治资本、为选举服务的意图，而且由于长期在野，公明党的影响有限，其“补充外交”能发挥作用无法忽略国际大背景的因素。
成为执政党后，公明党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包括政策协调、内阁会议、国会审议三个途径〔35〕，而由于对自民党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从间接影响到直接参与的路径转变，其在继承沟通桥梁的传统之外，能通过两党间的协调机制而在日本对华关系上实践其和平主义理念，从而具有了“稳定器”的作用。一方面，公明党积极参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多次派团访华，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现任公明党代表山口自2009年上任后七次访问中国，尤其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而处于紧张状态的2013年1月特地访华，转达了安倍的亲笔信，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关系。另一方面，公明党能够从执政联盟内部批判和牵制自民党，如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对执政伙伴进行批判，同时也助力减轻负面影响，如派遣代表团访华、设立中国研究会等，从而尽力稳定中日关系。由于重视人民福祉的属性，公明党还注重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如公明党参议员西田实仁所提出的“三中主义”，认为日本中小企业的出路在于活用中国市场〔36〕，也有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
联合政权时期，公明党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联合政权中的“中国专家”，被誉为把握着对华外交的“钥匙”，公明党也会在本党的选举公约中加入中国内容，以体现自身独特价值。〔37〕而公明党能持续在对华关系上发挥作用，既得益于长期积累的渠道，也与其受到中方的信任是分不开的。山口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公明党与中国关系友好幷不意味着公明党只会说好话，即使是难以启齿的事情也要坦率地说出来才是真正的友情。这种“真正的朋友关系”使其能够从内部与中国坦率地交换意见，幷以作为能对中国直言的朋友而自豪。〔38〕
由于执政地位和与自民党的合作，对华关系上公明党取得了超过在野时期的影响，不管其本意是出于和平主义追求还是选举考量，在中日关系遇到困难时总会有公明党的身影。不过，作为执政党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使其对华作用更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制约。一方面，作为联合政权的一员，公明党有时不得不表达日本政府整体的立场而有可能削弱与中国的友好联系；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行为将制约其在对华关系上的能动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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