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地名文化在增进两岸民族认同中的价值探讨 作者：洪水英（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顺兴（漳州），闽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地名文化是两岸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在“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具有历史溯源与实践共构的认同表征功能。研究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方言、建筑、信仰、冠籍、冠姓地名等，具有延续空间文化记忆、共育跨越制度差异的文化韧性，在尊重台湾地名命名习惯下，未来可通过推动两岸地名遗产联合申报、构建地名文化可视化平台及共构两岸“地名文化+”生态圈等路径，进一步优化两岸民族认同的地名文化治理方案。
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密切两岸经济人文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使其惠及更多的民众等。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生长点。已往学术界研究多数集中于政治、经济领域方面，在两岸文化治理方面略显不足，尤其在民族认同上如何提升同频共振效用上，缺少系统性研究。以地名文化为例，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两岸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精神纽带作用，理应成为“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新角度，遗憾的是这些重要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鉴于此，本研究从民族认同理论出发，探究两岸地名文化在历史同源、共构实践中的民族认同表征及其治理路径，旨在揭示地名文化在增进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两制”台湾方案实质性落实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的民族认同
（一）“两制”台湾民族文化认同方案的意义
“两制”台湾方案是推动两岸文化新繁荣新发展的新基石，对国家统一、对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最有利。2019年1月2日，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其目的是通过和平方式，用最小的成本，实现国家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①显然，“两制”台湾方案是实现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构想，是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在文化上的集中体现，是“以文化人”“以文惠民”的形象阐释。
德国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指出，“共同体是一种基于自然情感、血缘、地缘或精神纽带的紧密群体，成员之间有强烈的归属感和互助关系”②，“是具有共同理想和相同文化性状的社会个体所构成的有序群体。”③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文化则是民族的血脉。民族认同（又称族群认同）包括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④，“是个体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⑤。表现为本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在凝聚民族力量，维护民族传统和家国大义、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精神纽带作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支柱，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的精神基础”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⑦显然，关于如何增进中华民族认同感问题的深入思考，事关“两制”台湾方案有效实施和落实，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
“两制”台湾方案探索是一个兼具长期性、挑战性的社会实践。基于台湾地理多样性、历史背景复杂性、文化多元性、时代特殊性等问题，陈先才、唐梓涵、周叶中、徐莹、苏美祥、单玉丽、祝捷、夏路等学者研究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与和平、民主、平等原则下，方案中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都需要全面充实，其迫切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可想而知。众所周知，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地区，除了原住民文化外，还有中华文化、闽粤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等，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体。近二十多年来，民进党上台期间企图以“文化台独”手段达到台湾本土化目的，在思想文化、教育文化等方面有意抹黑大陆，刻意淡化两岸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客观事实，导致台湾民众对大陆制度文化认知上存在偏差和误解，甚至偏见，留下很多后遗症。而且，当前时代语境中“文化台独”博弈依然存在。据2025年6月11日央视新闻报导，民进党当局粗暴推动“中正路”改名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国务院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台当局“去中国化”“渐进台独”等阴谋给予本质性揭露，着实建构了抵御“台独”政治分裂思潮、粉碎“台独”任何文化分裂企图的共同认知条件，也彰显增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性。这些无疑都为“两制”台湾民族认同方案提供了学术生长点。
（二）两岸地名文化的民族认同意义
两岸地名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众多学者从历史、地理、物产、政治等方面（陈名实，2013；黄碧蓉，2012；张维义，2008；朱天顺，1992；陈国强，1992）发现，两岸地名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分布特色、中国文化元素等。如大陆学者涂志伟《台湾涉漳旧地名与聚落开发》一书，就其同根同源性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祝松、陈支平则在《两岸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涂志伟〈台湾涉漳旧地名与聚落开发〉一书出版有感》中，高度肯定了此书地名文化的溯源价值（祝松、陈支平，2013）。鉴于此，本文拟从柔性的文化维度介入，藉助朱天顺编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台湾省》和傅祖德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省》的地名来分析统计（该词典所收录地名限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而合乎词典收录范围），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视域下地名文化在增进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
二、两岸地名文化的民族认同表征
地名是“一定空间位置地理实体的指称符号，是专有名词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⑧。曾世英指出：“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现象。”⑨地名关涉地方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地名群也可建构成地名文化圈。其实有些新名也是由旧地名演化而来，新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密切关系。因此，地名作为地理空间的标识，也是一种历时文化形态。
（一）两岸地名中的历史同源文化
闽南地区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地，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河洛文化的影子。汤漳平教授指出：“唐初中原移民入闽是首次大规模‘开闽’”“至中唐时期，闽文化应已形成，它既是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也是闽南文化的根基。”⑩有学者指出：“闽南文化初肇的基因是河洛文化，二者均具有辐射和中心影响作用，河洛地物文明高浓度势位扩散为中原文化，中原人口南徙入闽后，形成以漳、晋、泉为中心的闽、粤、台等地的泛闽南文化。”⑪如泉州的洛阳镇、洛阳江、洛阳桥等地名，就是很好的证明。闽南移民大批迁到台湾未开发的地方，带去了祖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他们新开辟的定居点，也往往以自己祖宗或祖家地名来命名。
1.方言文化地名
地名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血脉、历史和记忆。如先祖、始祖、祖籍、祖地、祖家、祖厝、故乡、家乡的方言地名，在方言语音、语词、语义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两岸两地地质构造同源，同属于亚欧大陆板块，地理位置接近，在地质历史上也多次相连，如今台湾海峡的形成是由于板块运动和海平面的上升而形成，导致两岸两地在地理位置上的分隔，但两地山脉走向一致，断裂带的连续性则是两岸人民同根所生、血脉相连的有力证据，这从两岸方言地名可以找到佐证。从族谱、地方志、碑刻、宗庙等文化载体看，在《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泉州府志》《海澄县志》《同安县志》《长泰县志》《中华姓氏源流堂号考据》《中国姓氏大全》《通志》姓氏略等，均有方言地名的记录实况。
（1）两岸地名语音具有关联性。以“台湾”名字来源为例，据史书、方志记载，现在的“台湾”地名，是从“夷洲（三国）—流求（隋朝）—流求（唐朝）—留求、琉球（元代）—北港、鸡笼、淡水（明朝前期）—东番（明朝后期）—台湾（明崇祯八年）”这一历史长河中走出来的，从而变成一直延续至今的名称。其中宋元时期迁徙去台湾岛的闽语汉人，依照闽南语将“台窝湾”音译为“大员”“台员”“大湾”等名称，最终确定为“台湾”；台湾早期地名，一些以先住民语为语源的地名，闽南移民在开垦过程中也会以闽南方言译音来代替台湾少数民族，如“北投社”，闽南语音译为“Bak-tau”（凯达格兰音为“patauw”），大甲闽南语音音译为“Toā-kah”（平埔族道卡斯族名音为“Taokas”音译）等等。
（2）两岸通名用字具有一致性。两岸地名通名特色字极为相似：寮、厝、墘、角、尾、里、顶、崁、埔、寨、兜、坪、仑、坑、竹、仿、埕、澳、洋、湖、势等等，有些地名带有头、阿、仔等缀词。“地名作为辨识空间的符号，反映了居民对地表景观的空间意识，所以藉由地名可以重塑过去地表的景观及人类各类活动的轨迹。”⑫据廖忠俊编着的《台湾乡镇旧地名考释》，我们整理出台湾台北市部分地名的发展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很明显，山形水势在民众的地名认知中占有重要地位。闽南、台湾多山，为丘陵地势，其用字文化特征非常明显：一是依地形命名：两岸两地的地形特征都是以山地、丘陵为主，所以两地的地名常含“山、峰、岭、岗、崎、丘、石”等；二是依据气候命名：两岸两地都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降水丰富，受季风影响显着，地名多带“洲、溪、港、潭、浦、坑、涌”等；三是依据植被命名：两岸两地的植被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名常见“林、榕、樟、竹”等植物地名。两岸地名的形成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地名文化产生的根基。
2.建筑文化地名
“家”文化是住所文化的重要代表，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两岸家族、宗族、民族，一脉相承，对两岸地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厝、屋、宅、寮、蓬、棚、厂”等词频繁出现在两岸地名中，彰显闽南家族文化重要性，如图2所示。
［图2］
地名通名的“寮、厝”两字高频率使用，透露出两岸民众对住所文化的重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地刻画了大陆移民的真实生活。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寮，穿也。”⑬“穿”是“小窗”的意思。在《康熙字典》中，“寮”字又有多重含义，它可指小窗，如古人诗文中描绘的窗寮之景。在闽南方言中，“寮”主要指简陋的窝棚小屋，源自南方少数民族在房屋内掘地为竃的“火塘之屋”。在《诗经》《战国策·魏策》中，“厝”有“磨刀石”“安置”“安葬”之义，均没有“房屋”引申义；在《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中，“厝”是个方言词，开始有“房屋”之义项。闽南语“祠”与“厝”[tshu]读音相同，意义相通，兼具“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联想义。“姓氏+厝”地名是闽南人重乡崇祖、家族本位的社会心理反映。据统计，台湾人中的汉族人，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的闽南地区迁居而去，漳州、泉州占绝大多数。“姓氏+厝”、诏安厝、漳州厝、南靖厝等冠籍地名的连用，足见祖辈移民对家乡、对国家的认同和眷恋。
（二）两岸地名中的信仰文化
台湾许多地名是为纪念拓垦台湾的人物而出现的，如明朝的颜思齐、郑成功、陈永华、沈光文、郑成功屯垦将领的地名；纪念清朝时期人物的地名，如纪念施琅的地名（如将军府、将军庄等）、纪念开拓聚落有关人物的地名（如焕昌里、吴沙村、仕安村、三舍村等）、与台湾历史事件有关人物的地名（如阿里山、爽文村、爽文路、诸罗县、嘉义县、逢甲里、逢甲路等）。
1.郑成功信仰地名
两岸许多纪念郑成功的地名，是台湾人民怀念民族英雄和追思故乡的历史见证。由于郑成功有许多名号（国姓爷、郑延平、延平王、延平公、延平郡王），诸如“国姓”“成功”地名等在行政区划到街区、道路等经常出现，如图3所示。
［图3］
上述地名反映了两岸人民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怀念和原乡情感融入。南安是郑成功的故乡，用南安旧地名冠籍的台湾乡村地名很多，如彰化县鹿港院里村，源自南安石井院里村；台北小洋坑因晋江县石狮小洋坑蔡氏乡亲跟随郑成功到台湾而命名。首先，“安平”意蕴深刻：安平镇，是今福建晋江安海镇的古名，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出发点之一，郑成功改台南城堡热兰遮城（Fort Eeeland），变为安平镇（含有“光复故土”之义），如今台南“安平古堡站”，不称“热兰遮城站”，却被民众称为“王府站”，显示郑成功“国姓爷”身份，此外在郑成功家乡南安县石井镇以及厦门鼓浪屿等地，都有“国姓井”地名。其次，“屯、营”地名历史见证：许多地名还保留着郑成功垦荒部队的番号和镇营首领的名字，这与他实行“寓兵于农”屯垦制度有关，如台南、高雄、嘉义和云林等县的许多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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