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非常奇特的金融监管模式，一方面充分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早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利息，然后将利息所得用于解决美国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2023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购美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股份，资金来源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债券利息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收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提高准备金，向缴纳准备金的金融机构支付利息，其支出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购买美国国债的利息收入。可以这样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早已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政策，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私人机构，主要是通过与下属12家地区联邦储备局协商，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而美国地区联邦储备局则是美国各个地区的“中央银行”。这是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所特有的景象。美国地区联邦储备局负责人参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决策，并且在充分协商基础之上，通过公开市场发布货币政策调整的信息。
就像美国开国领袖制定美国宪法那样，美国试图通过“权力制衡”，确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各项政策既要考虑到地区联邦储备局的意见，同时也要考虑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调整货币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经济增长。虽然法律规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作为一个私人机构，其经营所得必须上缴财政部，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牢牢地把握美国经济的走向，并且确保美国金融机构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中获得收益。
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模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做法，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在公开金融市场赚取收入，收入必须上缴财政。中国人民银行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的调整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货币政策，是根据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则主要是考虑到美国资本市场的需求。
通俗地说，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整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到资本的需求。美国经济发展到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独立地调整货币政策，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必须充分考虑到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需求，通常情况下不会唱反调。当然，也不尽然。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美国参议员表决通过，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不可避免带有政治色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讨论美国的货币政策，既要听取地方连邦储备局负责人的意见，但同时也可以通过适当引导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是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假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政策不满，一定会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与美国联邦政府对着干。当年美国卡特总统谋求连任，希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以配合，而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拒绝配合，从而导致卡特总统黯然离开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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