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清湖新村的租客中，哪怕收入更高一些的工程师级别员工，也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压力倍增。已过而立之年的李生，在富士康工作超过6年，每月到手工资5000多元。房租加上水电费800元／月。一旦租金上涨，寄回老家供父母、小孩日常花销的开支就得压缩。他说，如果房租一路推高，他只能选择离开深圳。
城中村改造
为了逐步实现城市功能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深圳来说，城市更新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2016年深圳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指出，城中村以完善配套和改善环境为目标，以综合整治为主，拆除重建为辅。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看来，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租金上涨与原有租户权益保障之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组非常鲜明的矛盾。
如果从整个城市的发展格局来看，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促使人口结构也发生重构，过往的人口红利逐渐步入人口质量红利的更高层级阶段。“蓝领工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必须做出升级，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增加收入，否则只能被迫外迁。”宋丁认为。
在另一个层面上，人口格局的调整，或多或少也倒逼着深圳产业“腾笼换鸟”。2016年，华为将终端总部项目搬往东莞松山湖。更早时候，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比亚迪也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郭台铭近期表示，深圳就是未来的硅谷，而富士康龙华园区是未来硅谷的核心，但他同时说，富士康要把深圳园区改造成一个研发平台园区，包含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的研发平台。
深圳市前副市长唐杰曾对经济观察报谈到房价与创新成本以及制造业出走之间的关系。他以纽约、伦敦、巴黎、洛杉矶、旧金山以及西雅图为例，称这都是房价高企的城市，特别是美国西部这三座城市，是典型的房价“高了还高”的城市。这些城市同样是制造业已经退出的城市。“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习惯用‘产业空心化’来评论城市发展。可是没有制造业的纽约怎么没有空心化？”唐杰说，新泽西有很多制造业，纽约的服务业和大学科研是为美国东北部的产业提供服务，这就是大都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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