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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元春（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李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日前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他表示，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这种巨大的挑战需要一个超级智慧来解决，超级智慧来源于回归常识。如果出现非科学、非理性、不回归常识的状况，一定会出大乱子。他分析了回归疫情政策学的四方面重要的常识。
第一，冲击的特性决定了政策的框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疫情冲击特别是这一轮疫情冲击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周期性的变化甚至与其他自然灾害和其他疫情不一样。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疫情，疫情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供给冲击，当然更重要的它在决策上产生了超级恐慌，这决定了这种政策理论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传统的新古典，也不是我们的供给管理政策，危机管理和萧条管理政策。
现在大家所讨论的，在过去被认为是“异端”学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现在已经归到主类。刘元春认为，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这是一种超常态，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超常规政策。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危机管理、复工复产、经济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在这一轮冲击里面危机修复的窗口期。
第二，处理疫情产生的超级不确定性，很基本的一个原理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当“超级黑天鹅”只展现出它的头部，还没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超级底线管理，还有一个极度的相继决策权，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超级预期引导。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把疫情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目标，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的各方面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这种处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超级不确定性决定了超级底线管理，也决定了这种累计目标设定和累计实现的目标管理。如果不这样做，只简单的设定一个目标可能会误事。
第三，疫情的超级外溢性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超级协调，这个协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主体，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都必须要全面加大，一个是疫情管控必须要有全面协调一致行动，附属管理也必须要有一致行动。
第四，新冲击启动的是老问题，突破的也是老问题，新问题是疫情可能会带来死亡，治理疫情必须要进行隔离，隔离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摆，而经济社会的停摆就会导致我们一些传统问题在新的环境里面全面爆发，这里面会看到底线管理的短板到底在哪儿；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在新冲击下保证旧机体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它的自我恢复、自我循环的能力，这是关键，因此我们在目标设定和复苏阶段，疫情新旧问题的搭配和目标设定可能与常态完全不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