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25日电／近年来，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特别是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交流和人员贸易往来受到阻滞，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重大冲击。有人抛出“全球化已经终结”的论调，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如何理性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既是重大理论命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事关世界格局、人类命运、国家前途。
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上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从最初的涓涓细流不断汇聚成席卷全球的滚滚浪潮，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市场范围逐步拓展、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并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各类市场主体寻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推动各国比较优势加快分化，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在资源输出国、商品生产国、市场消费国之间建立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不断发展。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外贸易开始规模化发展。17世纪后，欧洲的棉纺织品逐步成为第一个全球化商品。20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在世界范围组织生产和销售，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历史和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细化、资源配置优化、市场范围拓展，必然要超出单一国家和地区，在更大范围甚至是全球配置资源，推动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科技进步缩短了世界各国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通和通信成本，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运用使远洋航行的动力由自然能转化为机械能，运输效率大幅提高，人类海洋活动取得质的拓展。此后，电讯、内燃机、汽车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接踵而至，为电子通讯、大规模运输等创造了条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加速流动。科技进步对人力、原材料等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替代效应，推动先发国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逐步形成全球大循环。科技进步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组全球经济结构、重建社会生产模式、重塑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以个性化、分散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对传统以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生产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形成替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促进全球经济总量快速提升、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人类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联合国主导下，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用上互联网。经济全球化拓展了人类生存空间，增加了个人发展机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发展和革新，促进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更多可能，极大提升了全球共同抵御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值得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
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不均衡。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引用大量历史数据，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的收益作了详细比较，发现资本的收益一直远远超过劳动的收入，而且这种“剪刀差”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比较优势，获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多处于价值链低端，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赚取微薄利润。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也未能公平惠及社会各阶层，底层群众、弱势群体和精英阶层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在经济下行时期矛盾更加尖锐，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没有同步迭代更新，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严重不足，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保护。个别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客在国际格局变化中心理失衡、焦虑感上升，肆意践踏国际规则，动辄无理打压制裁，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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