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珀科维奇 （George Perkovich）在《外交事务》期刊撰文写道，1961年是肯尼迪时期，也是美国政府最后一次认真对待核裁军，以探索如何使其可行。尽管克林顿政府呼吁对核理论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审查”，但该倡议因总统的疏忽和克林顿“不愿挑战古怪的五角大楼官僚和目光短浅、教条主义的参议员”而受到影响。事实上，克林顿走的是另一条路，挑衅性地发起了北约向俄罗斯边界的扩张。
这不完全是五角大楼的错，从官僚机构内部延伸到参议院、大学、专家智囊团、武器制造商再到主要新闻媒体的文职专家网络产生了一股强硬的拥核舆论力量。
正如美国所有战略核力量的退休总司令尤金·哈比格（Eugene Habiger）将军所说：“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即负责核力量的高级军事将领比我们的政客们更加直言不讳，更加激烈地主张实事求是，削减核武器。”他的前任乔治·李·巴特勒（George Lee Butler）将军走得更远，既要彻底消除核武器，又强调亲核游说团体使用野蛮策略公开破坏任何知名反核活动家的形象和信誉。
在谈到核武器时，整个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都处于一种侥幸的状态，认为世界会采取行动免于核战争。但现实却大不相同，普京正在炫耀俄罗斯的核武器，未经授权或错误发射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局势可能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爆发为重大军事危机，迫使美国与中国对抗，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相互发射导弹。核扩散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克什米尔和中东仍然是核火药桶。
除此之外，当华盛顿利用其多余的核优势向别国施压时，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美国的敌意。美国并不努力兑现它多次公开和郑重承诺的内容，没有认真启动核裁军，这令其他国家开始试图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即使是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瑞典这样的美国盟友，也会不时地被这种反美情绪所困扰，这对美国的长期利益来说不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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