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洞朗对峙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一向没将印度作为主要战略对手，而是将其作为“发展伙伴”。如果与印度陷入战争，可能会导致两国长期对抗，将严重限制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的行动能力，干扰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内问题的解决。
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以和平方式终止洞朗对峙是因为中方已经为擦枪走火、爆发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过去，中国对印一线部队人员相对较少，武器性能较差。对峙期间，大批部队和先进军事装备进入西藏，中国军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实战演习，不仅针对洞朗地区，而且千里机动挺进西段边界。在印度洋上，中国海军也开展了实弹演习。一系列的备战活动使印方真正感受到了压力，印度高层生怕前线士兵擦枪走火，引起战争。敢战方能言和，但从中国整体国家利益考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洞朗对峙以和平方式解决，让许多主张这次要狠狠教训一下印度的中国部分学者和广大群众倍感失望。有些人认为中国为了召开一届成功的金砖峰会而被迫与印度缔结“城下之盟”，印度实现了其全部战略目标，而中国成为此次对峙的唯一输家；还有人传谣，说中国为了让印度撤军而答应向印度提供200亿美元贴息贷款。同时，中方在外交操作中给印度人留足了面子，也让印度官员、学者和媒体忘乎所以，趁机大肆在国内外宣扬所谓“印度顶住了中国的压力，莫迪总理在金砖峰会前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印方对峙期间及对峙结束后在舆论宣传上的表现值得中国深思。
实际上，洞朗对峙除了对中国-不丹两国的边界谈判产生实质性影响外，印度的绝大部分目标都没有达到。中方通过与印度长时间的对峙，通过军队和作战物资向边界地区的调动，通过规模不断扩大的陆地和海上军演，向印度和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捍卫领土主权及核心发展利益的决心。而印度以帮助不丹为藉口越过既定边界与中国对峙，恰恰在国际社会面前暴露了其对周边小国颐指气使、随意违反国际法、侵犯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霸权心态，引起包括不丹在内的南亚小国更大的不满。在整个对峙过程中，即使美日等西方国家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印度，让印度人大失所望。当然，长时间的对峙确实使得我方的巡边公路已不可能在今年完工，但对峙期间中方已大大强化了在整个洞朗及整个边界地区的实际军事存在。②解放军不仅在洞朗地区站住脚跟，形成常年驻扎能力，而且还将整体防务向西、向高原地区转移，一举扭转了“一线空，二线弱，三线远”的对印格局。
洞朗对峙后的中印关系
洞朗对峙虽然已经结束，但由于中印边界非常漫长，并且大部分还未划定，因此边界对峙事件仍会发生。这次中方虽然兵不血刃，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洞朗对峙，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给印度一定的教训。在厦门金砖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对莫迪总理表示，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呼吁推动中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但印方并不一定听得进去，不一定会与中国相向而行。印度外秘苏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着重强调，边境和平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先决条件”。但遗憾的是，这一“先决条件”不是中国一方所能决定的。金砖峰会刚刚结束，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就又大放厥词，称中国开始秀肌肉，正像“切香肠”一样占领印度领土，而巴基斯坦则会趁火打劫，因此印度必须时刻准备好“两线作战”。③印度对中国的“小动作”还不止这一个。印度正加速在中印边界实控线附近修筑道路，不仅要提前完成几条重要的公路，而且还要修建通往列城的铁路。列城靠近中印边界西段，该铁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洞朗对峙事件之前，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印度在中国外交全域中的地位：首先是印度作为周边国家、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三重身份，因此一直是中国力图团结和争取的对象；其次，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印度曾被列为“一带一路”沿线四大关键国家之一，中国希望能与印度开展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最后，南亚和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中国没有将印度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但洞朗对峙之后，中方确实需要重新定义印度在中国外交全域中的地位——其实洞朗对峙发生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重新定义印度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地位的必要性已经显露无遗。现在，我们必须根据印度战略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来决定我国对印政策。
首先，从印度方面看来，中印矛盾属于地区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印度认为中国只是口头上希望实现多极世界，而实际上是追求两极世界、单极亚洲，而它是真正追求多极世界、多极亚洲。印方认为在亚洲至少应该是中印日三国鼎立。印度要在全球和亚洲与中国平起平坐，不甘心充当“第二提琴手”。对于“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印度认为是中国追求单极亚洲和全球大国地位的具体化措施。对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投资和建设，以及边境地区的建设，认为是包围印度、挤压印度战略空间的进攻性行为，因此要坚决反击，不让中国赢得战略优势，洞朗对峙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印度的战略优先是印太海洋，而在北部边疆的方针是要坚决顶住。印度希望通过将尼科巴-安得曼群岛军事化，与美日澳越等国进行双边、三边和多边合作，不断提高战略协调层次、密度和军事合作水准，来制衡中国。印度与美日澳越等国的战略协调与联动增强，是近几年逐渐明显的一个现象和事实，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印度和美日澳越制衡中国，对冲“一带一路”采取的是非对称性手段，主要是以军事安全合作对冲中国的经济合作，以所谓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来限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现在，针对中国的这些制衡行为已从主要集中于军事国防合作向政治经济综合制衡的方向发展。从去年以来，印度和日本在积极谋划建设“亚非增长走廊”。
其次，在经济上，印度不想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印度政界精英孜孜以求的是如何超越中国，取代中国。当前，中国在亚洲价值链、产业链和生产链条上处于主导地位。虽然中国是印度最大的交易伙伴，但印度并不想成为中国主导的价值链和生产链条的一环，它最希望加强与日本和美欧等国的经济合作，希望吸引日本和美欧等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取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条上的位置。印度高层多次公开表示欢迎中国投资，洞朗对峙刚刚结束，印度商务部长普拉布（Suresh Prabhu）就对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表示，希望中国公司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并“提供包括经济特区在内的促进性措施”，④但他们只是希望利用中国充裕的资金。因此，和印度开展经济合作，中方必须做到“朋友要交，心中有数”。印度有专门针对中巴两国的《敌国财产法案》，中印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将来可能会成为中方对中印关系进行决断的障碍。在此次洞朗对峙中，一些在印度有投资的中国商人极力反对中方对印度采取坚决措施。
中印两国之间有不少高层对话机制，但过去两年中政治关系不断恶化。政治关系恶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双边经济合作，甚至也影响了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地区层面的合作，如金砖国家合作、RCEP的谈判等。洞朗对峙后，印方还希望继续建立专门的高层对话机制，但即使再建立起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中印关系可能也很难摆脱恶性循环。首先，这和印度的外交风格有关。印度一贯的外交风格是只注重现实收益，并且得寸进尺，根本不懂交易的重要性，认为给予它的一切都是应当的。因此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全新的对印外交思维，给予印度更多好处，对印度做出再多的外交让步，印度也不一定会投桃报李。另外，这也和印度统治集团有关。中方曾经努力，将来还会继续努力与印度战略界精英沟通交流，但发现很难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尤其是对那些印度人民党的决策精英而言。莫迪身边的高级顾问，如多瓦尔、苏杰生等人既亲美，同时又心胸狭隘。只要这些人继续在台上，很难指望中印关系能够真正好转。
注释
①刘宗义：“洞朗对峙与厦门金砖峰会，如何取舍？”，中评网，2017-08-25，http://www.crntt.com/doc/137_7730_104780116_1_0825002353.html
②Sandeep Unnithan,"Doklam disengagement incomplete: Chinese troops insist on staying behind on plateau," September 11, 2017,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doklam-disengagement-chinese-troops-stay-behind-on-plateau-india-objects/1/1045599.html
③“印陆军参谋长：必须准备好与中巴‘两线作战’” 2017-09-07，环球网，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7-09/11223542.html
④“印度商务部长高调拉华投资 新德里的迂回手段”，2017-09-11，http://wemedia.ifeng.com/29271910/wemedia.shtml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0月号，总第23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