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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林:新冠肺炎危机与国家治理深层次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20-05-01 13:48:30


 有错,核心的关节仍然在于,要明确“各级各层”到底在哪些问题、哪些程序中负什么责任?非常态治理如此、常态治理也如此。搞不清这个问题,特殊时期就会打乱仗、地方就会无所适从、压力就导向中央;一般时期就会什么责任都向下转移,压力导向地方与基层,基层形式主义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其关键原因在此。

  疫情给我们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央地职责关系、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件大功。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治理,往往会得出一种答案:中国的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首先,任何一种转型都需要过程,不能一步到位,条件还没达到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揠苗助长。其次,在危机管理时期,国家强有国家强的优势。例如,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少有国家可以做到中国这样严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经济停摆、封闭城市的方式来阻断疫情。以至于不少国人以“抄作业”是否合格来衡量他国的疫情防控。

  实际上,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实情和传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不一样。我们的居民能够接受国家提出的隔离要求,一些西方人连政府发出的“戴口罩”倡议都要反对,认为侵犯了他们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是要隔离,隔离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宁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对国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机时刻也几乎如此。举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期间,服务于特殊时期发起了几次社区社会组织运动,战争一结束,人们思考的是“如何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社区自助意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讴歌伟大时代、如何保持爱国主义,他们不是,他们甚至把国家对社区的帮助称为“殖民主义”。反观我们,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井邻制度”、“什伍编组”,时至今日,这套“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编组体制,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危急时刻还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这一点,西方国家说什么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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