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21日电／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国内需求增速下行使经济增长承压。只有实施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基本取向的需求侧协同政策，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增长，支持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需要指出的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只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总量经济环境，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需要加强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防风险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等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参考报发表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郭克莎文章表示，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
要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
中国使用的宏观调控概念，含义范围比较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体制条件。需求侧协同政策在调控总需求的过程中，也要注重采取差别性的政策取向，致力于促进结构调整优化。从理论上说，协调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重要的是协调好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关系。
一是加强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并规定一个较长的时间区间。财政税收政策具有明显的结构效应，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强化实施过程。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效应较弱，虽然央行可以对不同行业规定差别信贷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变通和走样，需要研究切实可行的结构性政策并加强有效监管。问题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一个中长期过程，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需要保持较长时间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努力减少财税、信贷政策的短期化和随意性，规定一个相对较长的政策实施过程，这个过程中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通过一段时间稳定实施兼顾总量与结构取向的政策，包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稳定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限制产能过剩行业、支持需求扩大产业、促进新经济发展和传统经济改造升级的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才能使宏观政策的结构效应持续发挥。这些政策可以有实质性的政策措施内容，也可以只给出一些明确的政策引导信号，两者的关系和组合需要深入研究，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有所侧重，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
二是加强总量政策与区域政策、城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区域、城乡、产业的结构失衡是相互关联的，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协调总量政策与区域政策、城乡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就是要把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结合起来。如果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能逐步缩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会受到制约，经济稳定增长也会受到制约。实施需求协同政策要在统筹全国大市场的基础上，兼顾培育中西部市场和乡村市场，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从而支持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推进。区域政策、城乡政策和产业政策总体上都属于中长期政策，几大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安排和合理的规划设计，总的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围绕近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实施综合解决根本矛盾的战略举措。
三是加强需求侧协同政策对需求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需求侧协同政策是相对短期的，而需求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近几年，我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过程中，也经历了需求结构的迅速调整变化，投资比重持续下降，消费比重较快上升，出口比重波动回落。未来一段时间需求结构继续调整仍是必然趋势。需求侧协同政策既要稳定投资增速，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更要促进消费较快增长，推动需求结构调整优化，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长期性问题。把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需求侧协同政策要加强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依托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
要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得到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稳定经济环境。
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里提出要防控的金融风险，不是经济运行中一般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也主要不是来自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而是前几年在稳增长过程中因地方政府性债务再度扩张、经济总体杠杆率上升而形成的新的金融风险。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年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2019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如果说实施稳增长政策是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稳定的环境，防控金融风险则是为了防范稳增长过程出现新的金融波动，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新的影响。
在应对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随后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条件下，以稳增长为中心的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房地产政策等的实施，导致政府、企业、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带动了金融部门的大幅扩张。有关资料显示，从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由44万亿元增加到232万亿元，增长5.3倍；债券市场托管规模从9.25万亿元增加到63.7万亿元，增长6.9倍；信托业信托资产规模由0.35万亿元增加到20.22万亿元，增长57.8倍；增速均远高于GDP增速和M2增速。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不足5%，到2015和2016年达到8.4%和8.3%，2017年也有8.0%，而美国和日本这一比值的历史高位分别为7.7%和8.5%。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作为一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发展规模和比重显然已经过度扩张。中国金融业的快速扩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金融部门出现比较突出的脱实向虚、自我膨胀趋势；二是金融企业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性、政策性资产的持续膨胀；三是金融机构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利益交错，共同推动了金融扩张；四是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行业相比投资收益差距很大，不断吸引包括实业资金在内的社会资金以各种可能渠道流入金融领域；五是金融企业的创新性扩张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漏洞，而金融监管的制度和机制难以及时发挥有效的制约作用。这些特点使中国面临的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已经到了不容小觑的地步。所以，中央反覆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金融风险列为需要重点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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