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直接让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
文章称，在此，可以考虑脱离传统的政策思维，不直接让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而是把包含财政政策在内的“其他政策”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货币政策只起到为这些政策“降成本”的作用，就可以解决这种悖论。此时，货币政策更像是“工具的工具”。
对于上面的第一个问题，间接融资引起的信贷错配以及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症结在于银行负债成本刚性。尽管利率市场化已经推行了多年，但影响银行负债成本的主要政策利率——存款基准、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均处高位，且存款比例下降，其他高息负债占比提升，银行利润被压缩，只能提升贷款利率。现在政策层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就是通过LPR（贷款报价利率）定价机制的改革，构建从公开市场到借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这样一来，为了解决企业融资贵的问题，可以顺藤摸瓜，从源头上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这也是本月中旬央行先后降低MLF和逆回购利率的主要原因。
对于财政问题，在保持政策基调“积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只针对性地要求大型央企上缴更多利润，扩大税收；再一种就是加大发债规模，完善国债市场，同时要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减少发债对经济的紧缩效应。此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是以降低财政成本的角色出现。
对于PPI-CPI剪刀差的走阔，要明确导致CPI上行的主要原因，截至目前，仍旧主要是畜肉类的带动，尚未向其他商品“扩散”。如果不考虑食品和能源因素，实际的核心CPI更像是“通缩”。因此，如果能够像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的那样，当前CPI与PPI的大幅背离以机构性、基数效应为主，“不存在持续通缩或通胀的基础”，适当的降息也未尝不可。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货币政策并非只是逆周期调节的工具，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面临改革的当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对象不仅是实体经济本身，更多是为其他政策起到了“降成本”的作用，作为“工具的工具”而出现。
放眼海外市场，这种情况在美国早有先例。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美联储连续十次降息，很快把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连续展开量化宽松。很明显，当时的美联储已经认识到，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次贷危机问题的，货币政策真正能做的，就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创造条件。一下子把利率降至零，大大减少了其他政策的负向成本，正是在新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有的态度。
也许会有质疑者认为降息会令汇率走低，引发资本外流。事实上，汇率是个相对的概念，在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开始实行货币宽松的背景下，只要中国货币当局的降息幅度和频次慢于外围环境，仍可以保证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前中美短期利差预期为正且有持续走阔的趋势，海外资金近期持续买入中国资产，维持人民币汇率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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