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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老人梁烈亚与我们四个辛亥后裔 |
代表团中还有两位教育家，一位是李楚材，一位是赵宪初。他们年龄都已七十五、六岁了，但仍健康、硬朗、才思敏捷。李楚材是教育先驱陶行知的入室弟子，始终坚持行知教育思想，他1943年创建位育小学，后扩大到中学，是上海公认的最好学校之一，培育优秀学生无数，创造了一套教育经验。位育小学规模很大，如今改成向阳小学，地址在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站在晒台上可清楚看到学校全貌，我们兄姐及我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所以始终亲切叫他“李校长”，他总是含笑应答。
另一位教育家是赵宪初，他是南洋模范的校长，“南模”也是人们公认的好学校，培养英才无数。这俩位教育家都有一整套教育理论与方法，他们首先把学生当人来培养，教书首先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长成有用之才，把人的天性与个性充分自由成长，充分培养人的创造力与张力。而不是像如今的“重点学校”磨灭了人的个性与乐趣。当年的好学校与好校长，是始终追求快乐教育，让每节课轻松愉快，而如今的教育完全变味了，变成摧残人的教育了。如果李楚材、赵宪初死后有知，非气得跳起来不可！
代表团中还有好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一位是荣家大姐荣漱仁（荣毅仁胞妹，算得上上海首富）；一位是汤蒂因，上海金笔厂老板，人称“金笔汤”，一个女强人，代表了上海民族工商业；一位是金融界代表人士徐国懋，在不发达的上海金融界，他也是佼佼者了；一位是大隆机器厂和苏轮纱厂老板严庆祥。这些大老板与今天私营老板财力虽不可相比，但在当年上海滩都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士了。
这些人中，我与严庆祥最熟，所以安排在同一个房间相处，临行时张承宗部长叮嘱我——“要照顾好严庆老！”通过十天朝夕相处，我们更加熟悉了。严庆老时年八十六，但他很早出道，二十多岁就当了庞大的苏州轮纱厂厂长，独自在苏州主持工作。不料厂里老人马老员工有点看不起这个少爷，要给他一个下马威，故意唆使员工罢工。庆祥老问我：“遇到这样情况你会怎么处置？”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想了一晚，第二天，我一个一个将老管事请进办公室，立刻关上门，将人拉到我办公椅上坐下，然后我向他跪下，说：“我少不经事，求您指点！”幷立即递上一红包……。如此不耻下问，一一请教，便很快弄清了真相……。我听了不禁拍案叫绝，真佩服他的智慧，知道了当个民族企业家不易。同样，“文革”后也有些人议论他帮日本人做过事，家中很紧张，他便找我去。对我说，他想给宋庆龄名誉主席基金会捐十万块钱，（这在当时是大的数目），让我去办一办。于是我给沈粹镇说了，很快办成了，国家也很高兴，统战部也很高兴，非议也没有声音了。他特地给有关部门写了封信，说是应章念驰和李希泌（李根源之子）提议而为基金会捐款十万，这样他也算在国家面前谢过我了，真是精明睿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