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到厦门工作，正是国务院刚刚批覆厦门可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后的关键时期。当时，自由港在全国都是个新事物，几乎没人搞得懂。习近平决定先从学习研究入手。他向市委和市政府建议，组织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精干人员，率先开始了对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研究。
时任厦门市计委副主任的郑金沐回忆，“习近平同志经常带我们上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著名学者，虚心求教各种问题，邀请该院经济研究所与厦门合作研究。他勤学好问爱钻研，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习近平带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组织全国第一个关于“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国际研讨会，为厦门积累相关的国际资料和数据。
改革开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厦门没有完全参照新加坡的自由港模式，而是立足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第一步在象屿建保税区；第二步把保税区扩大到全岛，转为自由贸易区；第三步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这是对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的最初探索，在全国都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林朝辉说，厦门成为这套构想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后，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区港联动、保税港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级，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须及时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闭塞已久的岛城，如何拥有“千里眼”？习近平将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列为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厦门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建成。
厦门经济特区刚扩大到全岛，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中央只给了5000万元，财政捉襟见肘。沈丹说，“习近平同志分管财政，为解决‘钱袋子’问题，他采取了多项举措，许多都具有开创性”。在习近平推动下，厦门率先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率先借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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