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变”，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被按了暂停键，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被延缓。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访日延期，以及围绕高访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重大国事被搁置。原本这轮始于2017年的中日关系改善，主要是高层引领、基层呼应的背景；第二，访日游客的巨大民间良性互动态势戛然而止，以东京奥运会为平台的中日民间关系改善的难得契机消失；第三，因疫情而大大强化的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日本主流社会舆论选边立场明显，疫情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山川本异域，风月难同天”，前者既是人文历史的，也是同情弱者的；后者是现实政治的，也是常态化的。我想提一个要点，就是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加剧，与中国国民对日认识大幅度改善的巨大温度差，将对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我国涉日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国正常对日政策产生来自中日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牵制和压力。日本国民对华负面认识的加剧，与中国国民对日本认识大幅度改善的这种巨大温度差，将对中日关系，特别是对涉我、对日政策、日对我对我国的涉日政策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正常对日施策，将产生来自于中、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牵制和压力。如果做一个国民调查，我估计我们对日本的好感可能会超过50%，去年9月份做的那次是46.99%，这次我估计能达到60%了。日本对我们的好感是15%，现在估计下降到10%了。
第三个“变”是日本对中国国家能力认识的变化，出现了新观察和新思考，主要来自日本一些资深记者，还有日本退休的一些外交官。日本对这一次中国雷霆万钧、全民一致抗疫并取得难以置信的成果，有了冷静的观察和重新的认识，对华“制度强势”（制度）、“国情适应”（国力）、“民情配合”（团结）有了新认识。首先，长期以来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两个极端认识的垄断，被“中国特殊论”的观察与认识（新认识）所打破；其次，中国有着自给自足的强大韧性；第三，中国有一种超乎想象的动员能力。
最后，我想谈的，是疫情中及疫情过后，中日关系对我国外交大局甚至外交全局非常重要。从经济上看，首先，中日经济合作化危为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对世界经济的修复及恢复，十分重要。第二，拉住日本这个西方集团的“经济中间派”，对突破西方疫情中及之后对我国的孤立甚至封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缩短我国可能持续遭受的冷落期。第三，中国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日本缺资金，但是有高端技术，有国际声誉，疫情过后联手大力推进第三方合作，是中日双方的需要，疫情之后的强化实质合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
从人文交流来看，我们要藉势而上，主动造势，积极作为，在策略上把积极因素扩大、放大、甚至夸大在此次中国疫情早期对中国的声援和支持及帮助，主动影响和促进日本对华的国民感情的改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东京奥运会，在虚实两个方面都要下气力，这是推动和改善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重要抓手和难得机遇，无论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与长远都是必要的。
王键：感谢会长，吕小庆会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长期在日本工作，他的观察经常会传递很多第一手的东西，谢谢。接下来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发表高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