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主义”确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理想主义可能为输出意识形态兴风作浪，现实主义则为美国全球追求战略利益推波助澜。以“美国例外主义”来解释美国此番因萨尔瓦多等拉美国家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向北京而动怒，不难看出这是在美中大国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容中国影响力扩大到美国后院，在西半球战略利益的角逐中害怕被中国占得上风的反应。两者结合，美国担心西半球的地缘战略优势和力量平衡有朝一日会不会向西太平洋地区那样，开始向中国倾斜。
拉丁美洲一直被美国视为后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早在1823年，美国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就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这项门罗宣言后来被演绎为“门罗主义”，包含三个要点：首先，欧洲各国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国家为殖民地；其次，在外交政策上行使华盛顿方面的原则，即美国仅在本身利益受损的前提下介入欧洲事务；第三，美国视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图为对国家安全之威胁。后来罗斯福总统又加入一项陈述：“温言在口，大棒在手。”
“门罗主义”后来成为美国以“胡萝卜加大棒”单方面干预拉丁美洲事务的代名词，自1846年起，美国已有30次军事介入拉美。“门罗主义”被视为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之框架，对外来大国染指美国后院尤其关切。冷战时期，美国担心苏联介入拉丁美洲事务，特别是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苏联要在古巴部署导弹，1962年美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军事对峙危机，濒临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边缘，史称“古巴导弹危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