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之一就是宗教。蓄奴者信教，废奴者信教，黑奴也信教，上帝的肤色，从来不是一个小问题。谈起小说中埃塞尔和科拉对《圣经》进行的讨论，怀特黑德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在19世纪50年代，人们可以指着同一段《圣经》片段，说这是在支持蓄奴或谴责蓄奴。有的奴隶主认为宗教是一个工具，它给予奴隶关于更美好的来世的希望，因此让他们变得平和顺从；而另一些奴隶主则反对宗教，因为它让奴隶开始思考自由。”
提起描写逃奴的黑人文学，就不能不提到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在写作时，怀特黑德的案前不仅有废奴主义者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著作《一个黑奴女孩的经历》、曾经受奴役的非裔美国人的口述史、非裔美国俗语字典，也有这本《宠儿》。在他动笔前，他心想，“我已经有三十年没读《宠儿》了，让我来看看托尼是怎么处理奴隶题材的。”他读了三十页，对自己说，“我完蛋了——莫里森他妈的是个天才，我可比不上她。”于是合上小说。然而这并没有将他吓退。“无论你在写什么——黑奴、战争、家庭——总有比你更聪明、更有才华的人写过了，并且比你写得更好。你只能希望你的主意和视角能带点新的东西进来。”怀特黑德对记者说。
他为这个充满悬疑和张力的逃亡小说注入了一种知识分子气质。书中瓦伦丁农场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蓄奴州印第安纳，变成众矢之的，还是向西迁，加入有色人城镇。农场管理者之一的明戈主张留在本地，不再庇护逃犯，追求渐进式的发展；而雄辩者蓝德则更主张西迁，包容逃犯，他认为瓦伦丁农场是一个妄想，但却是一个有用的妄想，而“一个有用的妄想有时要好过无用的真相”。
明戈和蓝德进行的这场以悲剧收尾的辩论很容易让人动情，它让人想起民国思想者对中国飘摇命运的思考；二者都是在黑屋中思考突破重围之出路。
怀特黑德对记者坦言：“明戈和蓝德的辩论受到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布克.T.华盛顿（美国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W.E.B.杜波依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先驱、历史社会学家）的启发。保守路线和改革进步路线，哪一个更好，更能带领黑人崛起？”对于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只是“进步了一点点”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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