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事情应该交给医学和防疫专家解决，这里仅谈谈理性的问题。所谓理性，指的是在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过程中，需要平衡各方利益和各种不同的诉求，既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顾此失彼。比如，此次新冠肺炎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不可避免会导致一定的传染率和死亡率。在对其加以防控的时候，一个必须理性、严肃地加以思考的问题是，期望把这两个比例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 比如，是否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导致的传染率和死亡率相同甚至更低，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国家准备为实现既定目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惜成本”其实并非理性的态度。我们强调尊重生命的价值，但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人的自由、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乃至有尊严地生活和死去；同时，也体现在对不同人群，比如重症和轻症患者、患者和健康人群诉求的同等尊重。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平衡是疫情的防控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疫情防控必然中断人们正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但任何社会对这种中断总是具有某种客观的承受度。超过这种承受度，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再有一个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就是群体免疫。这涉及到在疫情防控中是偏重于“堵”还是偏重于“疏”的政策选择。前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社会更安全，但一方面代价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会把战线拉得很长，并且使战役旷日持久。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如果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形成群体免疫，全民注射疫苗又未必可行的话，那么，它在任何时候都会处在危险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甚至会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任何选择都会有相应的成本，关键在于政府对每一种选择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做出这种选择的理据要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同时，一方面，需要政府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在政策选择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保持透明开放，使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能够得到社会大多数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必须以团结协作，求同存异的精神应对公共安全危机。
经济和交往的全球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有效治理的全球化水平，这是导致此次疫情迅猛扩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由资本驱动的过程，虽然也有一定的制度与框架支撑，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种全球和地区的一体化条约与组织等等，但全球化最大的问题是其缺乏一套有效的再分配机制。这导致在由市场分配收益的同时，却没有一种相对公正的形式来分配成本、同时平衡各方的利益，从而使全球化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出现巨大的不对称。也就是说，没有治理的全球化会使一部分国家和个人获利较多而付出较少，甚至也会鼓励一些国家和个人在获取巨大收益的同时，把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与个人头上。一句话，这种全球化具有“可以同甘，但不能共苦”的特征。所以，此次疫情在武汉集中暴发以后，世界各国首先想到的主要是撤侨，然后是自我封闭，直到最近一些国家开始撤回工厂。虽然各国也对中国提供了援助，但在相互配合、协同抗疫方面总体上表现欠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