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一有别于传统的基于周期的趋势外推的分析框架，在解释过往经济变化的同时，也增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事实上，自2013年起，中国的经济及经济政策发生了符合该分析框架的预期变化。
首先，在短期宏观经济表现的调控中，由于总需求波动是经济周期的原因需要在总需求管理上熨平波动，而由于客观存在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管理是在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权衡并相机处理。中国的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体现了这一原则，但其操作目标和方式却有了创新。不仅反映为需求侧的“保增长”，而且建立了调控区间。这一区间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充分就业所必需的最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在官方文件中未明示这一区间的上下限，但从实践来看，其上限是以CPI表达的通货膨胀不高于5%，其下限是以调查失业率曲线表达的充分就业也不高于5%。其管理目标是：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即CPI指标不超过5% 的情况下，盯住经济下滑的态势，避免其滑出下限，即调查失业率不高于5%；其管理的方式是采用预调、微调的办法，提前预判，小剂量提供，频繁从事。这种政策的指向，显然不同于一味拉升经济增长的刺激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在尊重结构性变化趋势基础上的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安排，既熨平了波动，又不僵化，根据结构性变化趋势使调控区间缓慢下移。从长期角度观察，其效果是明显的。自2012年开始，中国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就开始下降，每年下降约300万人。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开始首次超过工业，而服务业有更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两个结构性变化共同预示充分就业压力的减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数的下降。因此，要使宏观调控区间的下限在自然下移的同时也不出现就业的困难。
其次，在需求侧“保增长”是宏观经济表现稳定的条件下，加大了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力度。2015年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它包括两个方面“去”和“补”。在“去”中又把“去产能”置于优先位置。当时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冶金、煤炭、水泥、化工等领域。这些都属于大规模生产的主流工业技术，其调整的方向有成熟的国内外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可用产业政策乃至行政手段加以实施。在钢铁领域是宝钢和武钢的合并，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在水泥和有色金属及煤炭领域，则是在产业政策指导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所谓产业政策是明确该行业的产业集中度，通常要求行业前十名集中市场份额的60%以上，并在规定时间完成。而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则遵循市场原则自由结合；在“补”中，又把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在内的创新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通过“营改增”，降低了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性企业的经营成本，激励了“万众创业”的热情，使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各种服务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另一方面，通过诸如信用贷款、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创新，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两方面综合的结果是服务业无论增加值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快速上升，2019年已占GDP的53.9%。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中国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深刻转变。
最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改革。只有通过改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才能改善供给对需求的响应程度与速度。这一改革指向必然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启动了60条、300多项改革措施，不仅力度前所未有，而且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随着“五位一体”全面深化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已初见端倪。
由上可知，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不仅说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而且表明其有预测能力，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就是区别于基于周期波动的“新周期”分析框架，更贴近历史的进程。基于中国经济实际的，以改革为中心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短中长政策组合，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指出的“改革是实现保增长与调整结构平衡的根本途径”发挥了积极作用，符合作者预期，成就了今日中国面向现代化，即将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新局面。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曹远征（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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