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一批跨学科学者的支持下，台湾社会心理学界开始了“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进程。但由于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并未形成本土化研究的气候，也少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问世，至少在有苗头的领域缺乏积累与跟进。
社会心理学的情形如此，社会科学其他各领域的情况又何独不然？我跟大陆学术界的朋友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大陆社会科学界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确实是感到“实践很伟大，理论很苍白”。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大多是“抄来抄去”，“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是感到“知识论的困惑”，不知道这样的“知识”对自己的母社会是不是有用？能不能帮助自己的社会解决问题，抑或是制造更多的问题？伴随快速发展的奇迹，大陆也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像贫富两极分化、都市交通拥塞、生态环境恶化、雾霾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大陆学术界又普遍存在着“本体论的焦虑”，不知道自己文化的特色是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文化特色能不能支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大陆如此，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台湾的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也一律以美国马首是瞻，“全盘西化”，盲目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典范。尤其是1994年李登辉在国民党内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利用李远哲的“诺贝尔奖”光环，以台湾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作为主要基地，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之类的民粹式口号，漫无章法地移植他们心目中的美式教育。民主绿营推出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动手改造国民教育，全面推动“去中国化”，并在2014年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台湾学界已经笼罩在“规范式西方中心主义”或“规范式美国主义”的阴影之中，不断地形塑蔡英文口中所谓的“天然独”世代，而难以自拔。
整体而言，当前两岸的社会科学界基本上都同样充斥着西方理论和研究典范。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绝大多数是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预设而建构出来的，但儒家文化并不是以个人主义作为预设。台湾从李登辉到蔡英文都不讳言，自己是在搞“两国论”，所以要打着“多元文化”的招牌，移植西方理论，来搞“去中国化”。可怪的是，当美国国务卿已经宣称：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文明冲突”时，中国学术界仍然是捧着西方理论，并且奉为圭臬，毫不质疑地以之教育下一代，这难道不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在“自挖墙脚”吗？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祇会套用西方理论，而不懂得如何建构理论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6年五月发表谈话，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他在讲话中说：中国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他认为：“在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上，我们应当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这种现象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之耻。大陆虽然已经觉察到“推动儒学融合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这样的反思主要是出自人文学界，还没有普及到社会科学界。所以习近平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中共十九大中，总书记习近平又提出了“四个自信”的说法，希望大家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在“文化自信”方面，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陆社会科学界要如何落实习主席一再的呼吁，仍然有待观察。
四、不称霸：儒家文化的性格
我从1980年代初期在台湾参与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不久之后便发现：当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瞭解其实十分肤浅，当时所谓的“德先生”，其实祇是一种“科学主义”，跟盲目崇拜宗教迷信并没有两样。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所知也十分有限。所谓“打倒孔家店”或“孔老二”，污蔑的成份远大于理性分析。以自己不懂的外来文化符码，要打倒庞大而不可能消灭的文化传统，结果必然造成难以收拾的历史悲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祇要我们继续使用中国语言，我们就生活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可是从1905年废止科举之后，所谓中国文化已经逐渐沦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集体潜意识之中。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根本就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要想落实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破解社会科学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种难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对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有“相应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才能够“中、西会通”，整合中国及西方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才能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使中华文化获得进一步的开展。
基于这样的见解，哲学虽然不是我专业，我仍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回顾西方科学哲学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发展，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书（黄光国，2001）。从2000年起，我被委任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画”的主持人。在执行卓越计画的八年期间，我不断殚精竭虑，一面思考跟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从事研究，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画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我又以将近一年的时间，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征研究》（黄光国，2009）。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 2012）。
2015年，我从台大退休，受聘于高雄医学大学，开始致力于组织“思源学会”，鼓励年轻学者及研究生，深入思考并和我讨论有关“中、西会通”的相关议题。最近我综合过去多年的讨论及研究成果，撰写了一系列作品，说明我对于儒家文化系统的见解。依我的看法，先秦儒家思想内容包含“天道观”、“关系论”、“心性论”和“修养论”。先秦儒家诸子对“天道观”始终抱持“存而不论”的态度；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儒家关于人伦关系的论述已经发展完成。然而，由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内圣”之学，难以将自身建构成客观的理论，来说明它自身，所以它的“心性论”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成。
最近我出版《内圣与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与开展》（黄光国，2019），该书指出：由于儒家的“心性论”在历史上并没有完成，所以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才会分裂成陆王的“尊德性”和程朱的“道问学”。这个问题必须以荣格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为基础，对《六祖坛经》的内容作“儒、佛会通”式的诠释，据以建构出“自性的心理动力模型”（Hwang, 2018），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儒家思想也才能进一步地开展。
《大学》和《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朱熹将之取出，又将《孟子》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提升到《经》部，连同《论语》，编成内容一致的“四书”，可以说明儒家有关“修养”的“一贯之道”，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其微言大义却必须藉助儒家关于“关系”及“心性”的客观理论，才能获得彰显。基于这样的见解，在《内圣与外王》一书中（黄光国，2018），我先以西方科学哲学的“外王”之道，建构出“四端”与“五常”的客观理论（Hwang, 2018）；再整合荣格的“深层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建构出“自性的心性动力模型”（Hwang, 2018）。最近又以这两个客观理论模型为基础，撰成《致中和：儒家修养论的科学诠释》（黄光国，出版中），说明朱熹编订“四书”所要彰显的“一贯之道”。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儒家非常重视“学习”对于生命成长的意义，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致中和”，它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发而皆中节”的修养，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儒家文化可以吸纳西方文明，吸纳的结果必然是“互利共生”，而不是“文明冲突”。
当然，中华文化传统并不祇有儒家思想。在《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分析》中（黄光国，1995），我曾经分析过道、儒、法、兵各家思想，以及在东汉时期输入中国的佛教。即使是兵家思想，也主张：“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二·善师篇·第十一》），“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卷七·孟秋记·禁塞》），绝不可能赞成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式的凌弱暴寡。
更值得强调的是：依照雷海宗在《中国文化及文化中国的兵》一书中的分析，从秦灭六国，战国时期结束，汉、唐之后的中国，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兵的文化”，这种现象尤其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更为明显。在科举制度的制约下，中国变得“儒弱”不堪，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才会变成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当然，任何一个文化都是不断地在往前发展。以儒家文化之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点而言，它在跟西方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到西方文明中某些“斗争”的形式。必须一再强调的是：这种斗争形式的使用，必然是以“致中和”的文化作底蕴，是防卫性而不是攻击性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结论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今天香港“反送中”运动之所以爆发后难以收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香港在九七回归之后，完全保持英国殖民地的社会体制，没有进行任何“去殖民化”的社会工程；而台湾的台独运动之所以愈演愈烈，则是1994年李登辉掌权之后，全力推动“教育改革”，刻意搞“去中国化”，已经成功培养出蔡英文所谓的“天然独”世代。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在我看来，未来一个世代，华人学术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两岸学者携手合作，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整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会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步达成“习五条”中所强调的“心灵契合”，这才是真正的“筑高墙”。如果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被西方理论所占领，而华人学者竟无一策可为对应，这正是孔子当年所说的：“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凡我同道，宜再三思！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2月号，总第26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