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国内的制约因素不提，例如美国国内的大部分民众很可能不赞同美国成为“新帝国”。单就外部的制约因素来讲，美国的实力也不足以实现“新帝国”的“光荣与梦想”。成为“帝国”就意味着能够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之上，而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上近乎是不可想像的。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世人看到了美国确实在两次波斯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风光无限。
这几次作战的快速胜利、低伤亡在某种意义上使美国人走出了“越战综合症”的阴影；但是对这些小国、弱国的胜利，似乎不能说明美国能始终压倒任何敌人。随着“崛起挑战者”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当美国这个“霸权守成者”与实力雄厚的“崛起挑战者”大国发生冲突时，那真正的考验就来了。特别是在大国之间的相互核威慑依然存在的今日，美国是注定不能像一个“帝国”那样任意行动的。
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第二个悖论是它虽然较为清楚地看到了新的安全形势和新的威胁，但是在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安全形势和威胁这个问题上，它却给出了不太恰当的回答。诚然，所谓的“失败国家”确实孕育或存在着众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如难民问题、走私毒品、非法移民、甚至滋生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但是这些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局限于特定的地区范围内的，“新帝国主义”者似乎过分高估了这种新的威胁。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911”事件的强烈冲击所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帝国主义”者决定选择“新帝国主义”政策来消除威胁；然而，对于采取这类激进的政策能否收到理想的效果，却是值得怀疑。
首先，这是由于新的安全形势给国际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安全问题大都可以定性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层面，绝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要有效地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国家与国家间的、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间的通力协作，需要树立一种“全球治理”的理念。很明显的，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所宣导的单边主义作风和过分依赖武力实施先发制人的行动是与此理念格格不入的。这种做法恰恰削弱了要全球治理体系所必需的合作和法律框架，美国不能依靠武力行动和对崛起挑战者的敌视来维持国际秩序的运转，美利坚帝国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者并没能正确地认识到所谓“失败国家”产生的真正根源，所谓“失败国家”的产生，是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后果。就外因来说，现存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便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秩序的长期存在是导致南北差距程度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在不发达国家的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愤懑和无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不发达国家被进一步地边缘化了，有的甚至滑进了所谓的“第四世界”，这些被严重边缘化的国家，其国内容易发生动乱甚至陷入内战之中，从而对地区和世界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
美国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创立者和受益者，它现在要做的更应该是主动地与其他国家一起改造旧秩序，从根本上消除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产生的根源。但相反的，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者所宣导的政党政治“政权轮替”、武力输出“民主和自由”等手段不但忽视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忽视了不发达国家国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准低下、种族和宗教背景复杂的不发达国家里强行推行美式民主是一项异常艰难、代价高昂的事业，并且很可能结局不佳。美国人自身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承受起这些代价，仍然不可预测。
四、特朗普政府落实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
在国际秩序面临重构，各种挑战层出不穷之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动态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是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因此研究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于美国对外政策而言，无论是采用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这些都是基于功利性的工具态度，归根结底还是源自美国功利主义极强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导向。自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中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谓的“美国优先”及“美国再强大”。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全球领导有点虚无缥缈，切实增进美国的物质利益才至关重要，如此务实逐利的特性，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实用主义的商业思维与决策习惯。特朗普无心追求抽象的价值观和秩序，奉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执政理念和政策偏好与其前任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的议程和互动方式。
国际局势的动荡与特朗普的上任使美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数，为中美关系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不仅在某些领域早已呈现出摩拳擦掌之势，甚至“贸易战”已经打响。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大陆并非只能被动适应，而是应该坚定立场、明确态度，积极应对以维护其国家利益。
实用主义发端于美国，本属于哲学范畴，不仅在美国作为官方思想而存在，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思想。美国的特殊历史文化造就了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一美国精神直接体现为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从外交角度而言，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外交的理念或者是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指“以实用价值来评判事物、指导行为的思想观念”，延伸到外交领域则是指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和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实用主义强调“行动一目标一效果”，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家关系，要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根据国家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美国之外，实用主义外交在各个国家都有广泛的应用。国际社会的发展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家间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地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决定外交的重点或外交的优先方面。
特朗普上台后，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分别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美国优先”和“美国再伟大”，其对中国大陆与两岸政策也找到了新的发力点。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出发，对特朗普政府的特质、内外政策的偏好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美国霸权“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思维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也毫无疑问地包含着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即追求精准、迅速地达到其目的，以及重视实效。
作为外交的重要方面，特朗普执政后提出了美国外交新方针，把美国国内事务的解决作为工作的重心和着力点，一切外交行为的出发点都以是否于美国有利为标准，不仅大刀阔斧地针对国内事务比如就业、难民问题等拿出了实质性解决办法，对于国际事务，也是力排众议坚持“退群”、大力打击极端恐怖势力等，在应对中国大陆崛起方面，更是将问题直接集中于经贸与安全两个层面，将中国大陆称为美国经济上的敌人和军事上的潜在对手，将原本可以在两国关系上充当润滑剂的经贸关系紧张化和对立化，主张对中国大陆施行强硬的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与中国大陆展开“贸易战”以打压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提升美国在中美贸易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以上这些都是符合实用主义的原则。
由于奉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尽管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均认为“中美竞争是注定的”，但出于务实和谋利所需，直接聚焦于中美经贸关系这块大蛋糕便理所当然。当前美国不仅从经济视角看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失衡问题，还从国家安全视角看待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视中国大陆为“竞争性战略对手”并拉拢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倾向日益凸显，并采取政治化的手段来试图反转过去的中美经贸关系，由此也让贸易战从关税战出发，发展成了后续的金融汇率战、5G科技战、人工智能战。
毫无疑问，特朗普执政期间的政策走向必定会根据美国国内选情与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调整，但总体而言，即使存在一定的摩擦，中美关系还是会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新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取向外交研究可以建立起一个框架，用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走向，明晰双方的合作基点，争取对话合作、互利共赢。毕竟，冲突与对抗只是暂时的，合作才能共赢。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1月号，总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