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对此，二审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这些年，随着部分案件案情的披露，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成为公众讨论的社会热点议题。当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深入讨论与审慎调整，或有助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建构探索与逐步完善。
未成年人司法在创设伊始，便将核心关注点聚焦在问题未成年人的“救赎”上。从历史承袭性及现实稳定性来看，“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仍有其重大现实必要性。然而，对部分未成年犯罪人网开一面幷不一定能达到初衷，有时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对某些低龄未成年犯罪人（特别是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因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予除罪化处理，可能导致公众情感的反弹，进而对少年司法制度产生质疑。
从挽救未成年人的初衷和相关法律条文看，司法机关的处理有其正当的依据和考量。但从社会的反馈来看，司法公正的光芒选择性投射在少部分实施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身上，被害人以及公众则可能就无法及时感知到司法保护的光与温度。
而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幷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及再犯问题，特别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等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问题。
此番有条件、附程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法，其实是将对未成年人的追责标准从“年龄”回归到“案件本身”，切实回应了民众对司法与公平的朴素认知，也纾解了民众对少年司法的犹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