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培养了一批亲日的仕绅。孙若怡表示，这批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获得了许多的政治经济利益，享受到日本的培养与支持。他们既没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与历史经验，甚至在面对贫弱的中国与中国人时，反而怀有极度的优越与歧视感；不少人更成为日后台独运动的重要推手。
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
孙若怡说，1949年底国民政府播迁台湾，唯当时风雨飘摇根基不稳。1950年6月25日，朝鲜金日成进攻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毅然出兵，且派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韩战(1950-1953)的爆发使台湾的国府政权，获得了美国的安全保障。1952年，反共的共和党在大选中胜出，艾森豪当选了新一任的总统，台湾终于成为美苏冷战(1947-1991)的反共堡垒。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对台湾社会亲日情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反共抗俄政策下的偏失(1949-1988)
1、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在两蒋治理时期，台湾对内主要实行“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政策。为肃清匪谍，除实施“动员戡乱法”外，50年代更在全岛发起了“白色恐怖”行动。不但迫害了大量的台湾左翼运动人士，也在亲美、反共的政策下，扭曲了对“中国”与民族主义应有的认知。尔后，亲美、反共的政策又被塑造、扭曲成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日后台独派与独台派，借用西方话语与中华民国，批判中国、反对统一的藉口。
2、对忠奸问题没有彻底的清算。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抗日行动悲壮惨烈，直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对这些志士先烈的义行与精神，无论在教科书或研究论著中，政府都没有予以应有的传承与尊重，更幌论由国家举行祭祀仪式以示追思。这不但使年轻一代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毫无正确认识的机会与联系，也未能协助受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建立起做为中国人应有的自信和自尊。日后反而使日本能在强势经济文化运作、台独学者配合下，树立了殖民统治正当性的理论。至于对台籍菁英的拔擢上，更是充斥着友日本色彩。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台湾先民英勇抗击外强的史诗，应该彻底的清算还予公道。
3、对日卑躬隐忍的作为。或许是基于国共斗争的考量与需要，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际，就对日本表达了“以德报怨”的态度。1952年4月28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议定书中，又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4条甲项第1 款”中，“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换言之，国府放弃了抗战胜利应该有的赔偿要求；李敖评之为是“权谋与私利”的结果。此外，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际，曾将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送返日本。1960年代，他引进冈村宁次领导的日本“白团”，组训国府军队以对抗大陆政权。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国府相关的外交档案，几乎皆以禁声回避方式处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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