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一国两制”本来是邓小平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后来首先应用于港澳问题的解决。在港澳回归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政策、法律和做法，可以被归纳为以“十二字方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为主的港澳模式。无论是“一国两制”港澳模式还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都是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之下的，他们有共同性。“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在前、台湾方案在后，所以“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可以为台湾方案提供一些借鉴。
但是，借鉴并不意味着台湾方案就是照抄港澳模式，台湾方案还是需要根据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台湾问题所特有的一些成分来构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毫无疑问会比港澳模式更加宽容、宽松。邓小平当年已经提出来，“解决台湾问题可以比香港问题更宽松”。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专门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是有针对性的，其中包含着春秋智慧。“两制”台湾方案肯定有比港澳模式更加宽容的导向、更加宽松的内容，有更多具有创意的地方，但这个方案也会吸收香港模式中的一些经验教训，避免统一过程中的被动，避免统一后的被动。“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吸收台湾同胞的意见和智慧，体现两岸性，如果进入民主协商，将会有更大范围的讨论，会吸收更多方面、更多人士的意见，所以更加包容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包容”恰恰也是为了更加顺利地推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中评社：您认为，在“一国两制”之下，台湾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外事权、防务权、财政权等将会如何？
李义虎：对这些，从邓小平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国历任领导人都有论述。邓小平说过，在“一国两制”之下，台湾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可以保留军队，可以有一定的外事权（商务、文化协定的签订）等等。现在，两岸关系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岛内也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大陆发展势头、民族复兴大势将更多地牵引两岸关系发展，引领国家统一进程。为了实现和平统一，我们既要给予台湾方面较大的优惠，也不拘泥于80年代、90年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些设计。
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岸能不能真的和平谈判、民主协商，若是能，很多事情好商量，且可能对台湾来讲有更加理想的结果。但是如果岛内分裂势力抵制“一国两制”、拒绝和平谈判和民主协商，上述理想结果是否还有就很难预料，也有可能出现萎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机会之窗，是给台湾提供的历史机会，机会之窗也不能永远无限期地敞开。台湾政治人物要有抓住历史机会的政治判断和理性认识。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主要是意愿的问题，只要愿意来谈，那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双方和平谈判、民主协商，什么都可以解决；要是没有这个意愿，甚至相反的，去抵触和平谈判，很多事情将很难讲。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精神在于探索，大家可以去创造、可以提出更多有创意的想法，这是包容性和原则性的统一，只要进入民主协商的过程，很多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东西都可能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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