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葡语国家觉得“一带一路”有什么不足或者不满的地方？
王成安：葡语国家对“一带一路”并无不满，相反是一种强烈的期许。比如，我们在访问调研中瞭解到，东帝汶的中小企业规模很小，与中国的中小企业不能比，在政策上希望有所倾斜。由于历史原因，东帝汶人才奇缺，要发展就必须从人才培养着手。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还是中葡论坛的合作机制都十分重视民间交流，重视人员的往来。一是通过技术合作培训东帝汶农业技术人员，二是商务部和中葡澳门培训中心每年都举办多期研修和培训活动，东帝汶政府一直都派官员和技术人员参加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薛：看来这些国家的小企业对于中葡合作发展基金的期望值比较高？
王成安：是这样。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于2013年6月26日正式设立，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和葡语国家企业间的金融、投资和经贸合作。基金投资遵循市场化原则，在中葡论坛与会国范围内自主选择投资项目，独立决策并承担相应投资风险，追求稳定的投资回报，并在基金存续期内退出。中葡合作发展基金首期募集资金1.25亿美元， 2017年，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设立了二期基金，募资规模为8.75亿美元，并在澳门特区设立了总部。
根据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要求以及资金成本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所投项目的年收益率一般不得低于7%–8%（含管理费），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一般介于500万到5000万美元，最多不超过1.3亿美元。然而，中葡论坛与会国内能达到上述条件的项目并不多。成立五年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投资了五个项目，累计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巴西和中国澳门都探讨和实施了一些项目。所以葡语国家的中小企业对于中葡基金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薛：“援外优惠贷款”不同于“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王成安：援外优惠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生产性项目和大中型基础设施，或提供成套设备、机电产品、技术服务以及其他物资等。优惠贷款本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通过市场筹措，贷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由此产生的利息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目前，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年利率一般为2％至3％，期限一般为15年至20年（含5年至7年宽限期）。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向70多个国家提供优惠贷款1233.1亿元人民币。比如，中国援建的莫桑比克马布多国际机场改扩建、总检察院大楼和佛得角电子政务网一期数据中心项目就使用了中国提供的援外优惠贷款。
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是指为配合国家政治、外交需要，推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采用出口买方信贷形式对外提供的具备一定优惠条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承办的特定贷款。利率和期限：执行优惠出口买方贷款总协议的规定。贷款期分为宽限期（含提款期）和还款期，宽限期只偿还利息，还款期内本金按贷款协议规定偿还，一般为等额本金偿还。还本付息：每半年计息一次，每年1月21日和7月21日为本息费计收日。借款人按贷款总额在首次提款前一次性支付管理费；按贷款未提取的部分支付承诺费。承担产品出口项目的企业应具有相应产品的出口经营权，具有进出口贸易经验和良好的经营记录；在借款国合资建厂的企业应具有相应资质，具有与项目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一定的涉外经营管理经验。比如，坦桑尼亚的石油管道项目主要使用的是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由此可见，两种贷款的性质是不同的，优惠贷款属于对外援助性贷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1年4月和2014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明确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有3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因此，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属于商业性贷款，而不属于援助性贷款，外国个别机构将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视为中国援外资金是不正确的。
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支援肯尼亚政府修建从蒙巴萨至首都内罗毕的标准轨铁路（蒙内铁路），支持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政府修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和支持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铁路（匈塞铁路）。上述融资均属于商业性信贷，不属于中国援助性贷款。有人认为这些铁路都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纯属误解误传。
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葡语国家的国家形象是变好、变坏还是没变？
王成安：“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的形象整体得到提升。一是和平友好的形象，可以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致力于本国人民的福祉，无意改变哪个国家，更不想取代什么国家。 “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广大相关国家共同圆梦、共同追求美好的愿景，不会谋求中国一己之利，更不会“绑架世界经济”。二是文明包容的形象，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一带一路”从2000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得到启发，众所周知，中国有2000年的文明史，也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为之而骄傲。三是开放合作的形象，“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透明性和多边性的特征，未来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多边主义精神和多边主义实践，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我觉得这是正面形象，但是也有挑战， “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是西方的抹黑，抹黑最多的就是“债务陷阱”。这是不存在的。首先，需要明确，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和政府或银行对外提供贷款不能混为一谈，外国投资并不能造成投资目的地国的债务负担。其次，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的无息贷款，对于到期未还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大部给予免除，中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十分有限，不可能造成受援方的债务负担。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或商业贷款是根据国际市场的原则，并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有意制造所谓“陷阱”。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2019年只有六年时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六年时间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或成为政府债务）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根据（中国证监会前主席）肖钢的专题研究，在可获得资料的63个国家中，有37个国家2013-2018年五年的平均外债水平是下降的，即使有12个国家的外债增长率高了，但也不是中国提供资金造成的。①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早已有之，当然包括西方国家提供贷款形成的公共债务。
四、您觉得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葡萄牙的智库有什么作用吗？
王成安：葡萄牙的研究机构，包括一些社团，还有高校，研究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他们活动频繁，经常向本国政府建言。如葡萄牙中国观察协会，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长期促进葡萄牙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他们宣传中国的文化、宣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向政府提出建设性建议。还有，有700多年历史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于2019年6月在已经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研究院。葡萄牙议员、政府官员和葡语国家代表出席揭牌仪式，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也出席了这一活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与科英布拉大学也签订了合作协定。
薛：葡萄牙有人到中国留学读学位么？
王成安：葡萄牙在华留学生不多，主要是学中文的。亚非葡语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及普林西比岛及东帝汶，还有巴西都有为数不少的留学生在华学习，毕业后中文说得都挺好。这些留学生毕业后或在驻华使馆工作，或被派到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还有的到企业工作。在本国，他们大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普遍对中国友好，我们见到他们都感到十分亲切。
薛：您跟这些国家的人士接触，他们普遍觉得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机会还是一个短期机会？
王成安：他们当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长期机会。比如，葡萄牙提出把锡尼什港口作为“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门户与中国合作，还要修一条铁路到马德里，这肯定有长期考虑。还有佛得角，把一个圣维森特岛的开发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的合作，肯定也是有长期规划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项目都在规划之中，合作肯定是长期的。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身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但是我们要在遵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也要抓紧落实，以便尽早取得成效。
五、中国与葡语国家继续合作，需要做哪些改进？同中国合作中，他们反映最强烈的是什么？
王成安：葡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既有初级阶段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工业化国家，还有一些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提升产业水平，改善基础设施，谋求加速发展的需求十分强烈。
建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并在中葡论坛多边合作机制内，充分发挥多双边的互补作用。既要在中葡论坛的框架下统一政策、统一共识和统一目标，也要照顾到葡语国家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方面或可“一国一策”。如安哥拉当前急需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减少对于原油出口发展经济的依赖；东帝汶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急需培养人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小企业发展；几内亚比绍，迫切需要政府稳定、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力；佛得角希望发挥地缘区位优势， 促进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莫桑比克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寄希望于外国投资；巴西急于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继续吸引外资，促进农产品出口；葡萄牙努力巩固战胜欧债危机的成果，保持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
上面说的虽然是短期内要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困扰他们的长期议题。
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一带一路”所做的就是一国一策，对吧？
王成安：葡语国家有其共性的东西，同一的语言、相似的历史，相同的文化，以及当今共同发展的愿望。但确也存在个性上的问题，每一国的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发展诉求不一样，因此在中葡论坛的平台上，各国加强交流，取长补短、达成共识，但是在具体实施上需要通过双边渠道，“一国一策”地落实，形成多双边互补，两个轮子互动，才更有成效，把多边合作机制与双边合作渠道完全割裂的说法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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