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随着不少大企业也陷入困境，产业结构或将复杂化。迄今，在全球已提出债务重组和破产保护的企业中，不乏美国惠廷石油公司、澳大利亚维珍航空、新加坡兴隆集团等知名企业。这或将触发政府参股、金融资本控制实体经济等深层问题，难免挑战公允的市场竞争。
变局三：公共产品来源多元化。
国际社会普遍渴望以多边合作抗击疫情，尽早控制疫情，实现有序复工复产。然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借题发挥，或推动“脱钩退群”，或背弃国际责任，凸显全球公共产品供需缺口。为此，新兴力量正努力补位。
在疫情影响下，“一带一路”等新型全球公共产品将更受倚重，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将更为多元。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日前刊文说，“一带一路”上的走廊、港口和物流中心等帮助中国打造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健康丝绸之路”；此外，亚投行设立规模达100亿美元的新冠肺炎危机恢复基金；同时，中国正在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支持力度。
变局四：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大。
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中国在疫情防控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后，率先复工复产，使中国经济成为“稳定可靠”的代名词，为全球各类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避险选项。疫情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可能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疫情当前，各国经济抗风险能力有别，政策取向各异，防控能力和施策效率直接影响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中国拥有坚韧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稳定的社会治理和广阔开放的消费市场，疫情后有望担当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者、国际供应链的枢纽站、跨国资本技术要素的集纳方，以强大的兼容力、吸引力、整合力，为开拓后疫情时代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国际共赢格局贡献中国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