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伦理学领域的探究与批判之后，康德又将目光转向政治学领域——探讨启蒙的意义和必要性。在1794年发表的《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定义“启蒙就是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普通民众乐意终身羁留在未成年状态，原因不仅在于他们自身的懒惰和胆怯，更在于统治者的愚弄和煽动，以及别有用心地培植偏见。康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论证“通过一次革命，也许会造成个人独裁和压迫制度的倒台，但却永远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反而会使新的偏见成为无思想的群氓的引导”。照他的观点，思维的变革或思想的革命才是“启蒙”全部意义之所在。
由此，在四年之后发表的《系科之争》（1798）一文中，康德力主“低级的”哲学应当从神学、法律等“御封的”高级学科当中独立出来。国家设立御用学科目的在于恫吓臣民以便于统治，而个人对独立自主的追求也会受到威权和传统的桎梏以至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相反，哲学只听从理性，既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受世俗权力的束缚——哲学家应当自由深入地展开理性思考和批判。康德认为，政治和宗教是对批判最为敏感的两个领域——因此最需要加以批判——他的名言是“如果批判者不能批判一切，也就什么都不能批判”。
这也是康德念兹在兹的“启蒙的自由”，即在一切事务中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即目所见，到处是对自由的限制——“军官说：不要议论，只管训练！财政官说，不要议论，只管纳税！神职人员说，不要议论，只管信仰！……”在康德看来，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只能使之日益麻木而怯懦，相反，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则有益于民族的精神自由。用他的话说，“如果自然使它精心照料的这颗种子，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下面发芽生长，那么，它就会逐渐地反过来影响到民族的性情，并最终影响到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人是非常有益的。”但可悲的是——“而现在，人更多地是机器”。
1933年，希特勒掌权。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西奥多·阿多诺视之为“里斯本大地震的二十世纪翻版”），被马克思称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家”的康德（连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在德国一同被禁毁，罪名仍是宗教裁判所惯用的——散布“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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